这是1949年春节期间，我们同一个宿舍的9名战士的一张合影。记得参军以后我们都住在宿舍里，那里有一南一北两铺大炕，大家共同工作和生活在一起。后排左1是我，前排左2是赵烽（曾任东药厂长、东药集团总经理、沈阳市医药局党委书记）。一回想起67年前的那个经典“定格”，我那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一下子就打开了。忆起自己在药厂早期那段峥嵘岁月，我的内心久久难以平静。
郑统厂长汪为政委率领，在佳木斯体验“南泥湾”生活
佳木斯是我的故乡。我1948年参军，被分配到隶属于东北军区总后勤部卫生部的东北制药厂，成为一名实习生，在安瓶室工作，后来还当了班长。通过不断的了解得知，东药是1946年由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总卫生部，在佳木斯市和平路的伪满洲国土地开发组合（日本开拓团）旧址上组建的。当时，东药分为东西两院。西院为管理科室和制药生产科室：管理科室有厂部、总务科、工务科、财会室、大食堂、小食堂。生产车间有安瓶室、片剂室、中药室、试验室、伤包纱布、大包装室、化验室。东院生产医疗器械。
当时的厂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有：厂长郑统，政委汪为，工务科长孙方琪，总务科长宋亚波，采购科长潘守仁、谢伯英，安瓶室主任何英，化验室主任白爱民、赵国，医疗器械科负责人牟井生。那时，我们实行供给制。生活虽然艰苦但很愉快。每月休息两天，每天工作9小时。每周一、三、五效仿南泥湾开荒种田，二、四、六夜校学习，每周还有一次民主生活会。我们每天5：00起床沿松花江畔跑步，6：00回厂吃饭，那时自己带碗筷，中午吃饭鸣笛，21:30吹熄灯号。每周改善一次伙食，大米饭或馒头，肉炖白菜粉。当时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充实。
生产期间，时任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来厂作报告，坦陈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鼓舞我们继续斗争。“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伤病员”。我们生产的药品，源源不断送到前线，为我军在困境中奋起、不断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着重要的保证。
从“六厂”持枪制药到北迁白城子
1950年5月，我随产品来到位于大东区凌云街的东药第六厂（即后来的东北第六制药厂），进行吗啡的放大生产工作。六厂专门生产麻醉药品（吗啡、可待因、百乐君等）。当时沈阳解放不久，还不太安定。附近有黎明机械厂等军工企业和东塔机场，经常有破坏分子捣乱，甚至有的人拿铁丝往工厂围墙上的铁丝网上投掷。厂里给包括各班班长在内的少数骨干每人发了一支“中正式”步枪，以防遇到紧急情况。在生产现场枪不离身，警报一响起，我们就拿枪冲出去。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东药奉命将麻药向后方黑龙江省白城县迁移，建立东药第五厂。到白城子后，利用当地的粮库进行改造，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建立起了吗啡车间、可待因车间。当时正在试制一种叫“百乐君”的药剂，毒性特别大。我的嘴唇、手指甲甚至皮肤都是紫色的。当时规定下班必须脱掉工作服，而且要洗澡。有一个姓李的工人，下班后没换工作服也没洗澡，就躺在厂区一个亭子里休息，结果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试制药品，满足抗美援朝的需要。
生产百乐君“找窍门”，事迹上《沈阳日报》
1952年5月，我随生产麻药的20多人，从白城子第五厂迁回沈阳的“第六厂”。当时继续生产百乐君，生产不久就出现了问题。那时，我所在的首步反应岗位，在蒸馏过程中易“冲锅”，导致管路结晶堵塞，而拆卸时易致人中毒。这可是个大问题。就连苏联专家来看了，也没有解决。在全厂开展的找窍门竞赛中，我想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时我住在厂里的独身宿舍，一天到晚除了吃饭，就盯在岗位，也曾冒险试验了一次。我改变了对反应物料的蒸馏方法，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问题。不久被授予“生产先锋队”荣誉称号，第六厂赵磊然厂长亲自送来锦旗并挂到我的岗位上。不久，时任组织部长的孙庆文来调研时发现了我的事迹，向《沈阳日报》投稿被刊发，一时间引起了热议。在下一季度的评比中我还获得了30元奖金，心里感到非常光荣。记得当时没有统一的工作服，最初是布的，后来发的是三反五反后从资本家手里没收的毛料西服改制的衣服，既厚实又防酸。
岁月如歌，今年是东药成立70周年，回想起自己与药厂共同成长的历程，真是百感交集。衷心祝愿从佳木斯一路走来，曾经创造过无数辉煌的东北制药，在“客户为本，以质取胜，擦亮品牌，三年倍增”方针指引下，奋勇开拓，早日实现复兴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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