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医药】医药行业健康中国专题报告—全科医生：助医改突围，为健康守门

我国全科医生数量少、比例低、学历层次不齐，改革已迫在眉睫。全科医生制度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全面普及。我国的全科医生在绝对数量（每千人口0.14名，英国0.79名）、相对比例（占医生总数6%，英国28%）和学历背景等方面，较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明显，改革已迫在眉睫。

全科医生制度正成为医改的下一个风口。从需求角度看，全科医生的医疗服务模式，与慢性病患者的医疗诉求相匹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慢性病患病率不断攀升，全科医生的需求料将迅速增加；从政策角度看，全科医生相关政策近两年频出，政策红利不断涌现，全科医生改革正成为医改的下一个风口；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我国每万人全科医生数目已从2012年的0.81人提升到2015年的1.38人（+70%），上海市“1+1+1”组合签约模式、厦门市三师共管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成功经验有望在全国加以推广，星火已成燎原之势。

随着全科医生的崛起，我国医疗生态体系料将发生深刻变革，基层连锁诊所行业、ICL行业、POCT行业和慢病管理行业迎来结构性机遇：

基层连锁诊所行业。我们认为全科医生未来几年其数量和质量的不断提升将促使医疗市场向基层转移，未来5年基层医疗市场有望新增约3000亿元规模。从发展模式角度看，面向城市社区的全科连锁诊所最具发展潜力。目前，民营诊所行业尚未出现具有一定市场地位的全国性连锁诊所龙头。行业的重要参与方之一为互联网医疗公司，已纷纷迈出了从线上向线下布局基层诊所的脚步。

第三方医学实验室（ICL）行业。ICL行业有望受益于基层医疗市场的扩容迎来黄金发展时期，预计五年内新增市场规模约200亿元，CAGR近30%。我国的ICL行业集中度相对较高，CR5达70%以上。我们认为地域扩张速度较快的企业有望率先卡位当地市场，将先发优势转化成规模优势；同时，以诊断服务为核心支点拓展大健康生态圈的平台型公司，有望享有更高的发展天花板。

POCT行业。伴随着家庭医生的普及，现阶段以医院为中心的医疗行为向社区和家庭转移，应用场景多元、操作简单、使用便捷的POCT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预计保持20%左右的增速。目前行业目前主要被罗氏、雅培、Alere等外国公司垄断。但国内企业近几年发展较快，在部分领域的市场地位不断提升。

慢病管理行业。作为慢病管理最好的合作方，家庭医生提供的是连续性的医疗服务，将推动慢病管理行业进入新的高度，潜在市场规模达千亿。目前，慢病管理行业属于探索期，尚没有出现盈利模式清晰、具有绝对市场地位的领军者。我们认为医药工业企业凭借丰富的医生资源、品牌优势、患者基础和专业壁垒，短期内可以通过产品补贴服务的方式间接变现，具有拓展慢病管理业务的天然优势。

风险因素。全科医生政策落地不达预期；慢病管理行业的盈利模式尚不清晰。

首次给予“强于大市”的评级。我们看好全科医生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给予“强于大市”评级。基层连锁诊所行业：建议关注布局坐堂医业务的公司及具有类诊所属性的连锁药店企业，如同仁堂、浙江震元、红日药业、益丰药房等。ICL行业：综合考虑公司的行业地位、地域扩张速度和新业务战略布局，重点推荐迪安诊断；POCT行业：综合考虑公司所在子行业增速及市场地位、外延并购的执行力、技术实力和销售渠道，重点推荐乐普医疗，建议关注三诺生物；慢病管理行业：综合考虑所在慢性病领域市场地位、医生和患者资源、外延并购执行力和盈利模式，重点推荐通化东宝和乐普医疗。

作为全市场第一篇全科医生领域的深度报道，本文系统地论述了全科医生制度国外发展概况、国内建立的必然性和发展逻辑，并全面梳理了全科医生崛起以后我国医疗生态体系和医疗模式将发生的深刻变革，以及对应的投资机会。

市场对于全科医生制度的影响和进程认识不够充分，我们认为全科医生是分级诊疗改革的突破口和必由之路，正成为政策出台的着力点，未来几年有望实现取得实质性进展。

全科医生（GeneralPractitioner），是指接受全科医学训练、执行全科医疗的卫生服务提供者，为个人、家庭和社区提供优质、方便、连续、综合和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并进行生命、健康与疾病全方位负责式管理的医生。

国际上，全科医生与家庭医生的概念无实质性区别。但在我国，由于现阶段全科医生的数量较少，家庭医生除了包括全科医生外，还包括乡镇卫生院医师、乡村医生和公立医院退休临床医师。但长期看，随着全科医生人才队伍的发展，我国的家庭医生将逐步以全科医生为主体，因此本文对两者的概念将不加以区分。

全科医生制度诞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此全球医学的发展历程就从专科医生时期进入到了专科医生与全科医生协同发展的时期。目前，全科医生制度已经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等50多个国家全面普及。

全科医生在个人、家庭、社区和医疗体系中也扮演了医生、健康守护者、咨询者和教育者、医疗资源调配者和医疗体系守门人等多重角色。据统计，全科医生可以治疗80%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基层医生每增加20%，就可以使死亡率降低5%；每万人增加1名基层保健医生，婴儿的死亡率可降低2.5%，低体重出生儿可降低3.2%。

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在培养模式、服务对象、服务模式等方面有显著区别，两者的分工合作在保障居民健康水平、提高医疗体系运行效率和降低医疗费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8年，世界家庭卫生组织（WONCA）首次将全科医学引入中国；1993年，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全科医学学科诞生；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加快发展全科医学，培养全科医生”的任务，也是国家首次将培养全科医生提升到了战略高度。

但由于我国全科医生培养体系不完善、职业路径不清晰、薪酬回报没有吸引力等原因，随后的20多年间，我国全科医生制度建设进展较慢。截止到2015年，我国的全科医生无论在绝对数量（每千人口0.14名，英国0.79名，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超过每千人口1.5名）还是相对比例（占医生总数6%，英国28%，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比例超过40%）方面，较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非常明显。同时，由于全科医生职业吸引力不足（仅有5%不到的医学院学生将全科医生作为首选职业），我国的全科医生学历普遍不高。在慢性病发病率不断攀升、专科医生已无法满足居民全部医疗需求的背景下，我国的全科医生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

在国外，全科医生在医疗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守门人”作用。在科学规范的体系下，全科医生会在作出初步诊断后根据病人的情况选择收治或转诊病人，可以有效减少重复的医疗服务并节省不必要的医疗费用。在英国，约90%患者会选择在全科医生诊所就诊，80%疾病在全科医生处即得到治疗，却仅消耗NHS（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20%-30%的预算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是家庭医学的发源地，但专科医学的强势地位严重阻碍了全科医生的发展。美国的专科医生掌握了医疗服务的定价权，专科服务的收费远高于基础医疗服务，导致全科医生的收入待遇明显低于专科医生。目前，美国全科医生数量占医生总人数的比例仅12%，大幅低于德国、法国等40%的比例。专科医学的过度发展与家庭医生的缺乏使美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美国人均年医疗开支近15年呈线性增长趋势，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左右，但高昂的医疗支出并没有带来美国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2014年美国人均期望寿命为78.8岁，显著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医学教育以精英教育为主，大致分为高等医学教育、全科规范化培训、继续教育三个阶段，高等教育阶段主要由高等医学院校对满足要求的学生进行医疗基础知识的培训，学制在5-8年之间；全科规范化培训阶段将对全科和专科进行划分，此阶段培训通过后将授予全科医生资质，时间在2-3年之间；继续教育阶段贯穿全科医生整个职业生涯，不断提高全科医生的医疗知识及技术水平。

雇佣关系方面，国外全科医生执业以自雇为主、受雇为辅；执业地点方面，以自由或多点执业为主、单点固定执业为辅；服务方式则从个人服务向联合团队服务方向发展。服务团队主要由全科医生、护士、接待员、健康服务助手、管理者等角色构成。

执业方式方面，国外大部分地区全科医生都可以实现多点执业，如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多点执业方式在制度规范的情况下可以促进医疗人才的流动，实现医疗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并有助于引入竞争机制，为医生提供更加灵活和市场化的激励方式。

国外全科医生的待遇普遍较高，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全科医生待遇约为社会平均收入的3-4倍，与此相对，我国全科医生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基本持平。

不同的支付方式对医生的服务质量、控费动力与转诊意愿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国际上常见的全科医生薪酬支付方式主要有5种：工资制、按绩效支付、按服务支付、按人头支付、按病种付费。其中按人头支付和按病种支付被称为是预付费制度，而按服务支付则是后付费制度。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混合支付方式与按病种付费的补偿机制，以促进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

卫生体制主要分为国民健康服务体制、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和商业保险医疗体制三种，不同卫生医疗体制中，国家、医生对卫生体系的控制能力等各不相同。国民健康体制下的英国，由于国家对于卫生医疗服务体系的控制能力较强、医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阻力较小，全科医生制度的建立也相对容易。而与此相对，商业医疗保险体制下的美国，由于专科医生的地位相对强势，国家对于卫生服务体系的控制能力相对较弱，专科医学与全科医学也并没有完全分化，全科医生制度建立的阻力也相对较大。

我国的卫生保健体系兼具国民健康体制和社会医疗保险体制的特色。一方面在政府主导下建立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另一方面积极推行高覆盖率的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我国专科医学在过去20年间实现了快速发展，而全科医学的发展相对滞后。但从近两年政策出台的频率来看，政府支持全科医生制度建设的决心已非常坚定，考虑到我国政府在医疗服务体系中具有绝对的控制力，我国全科医生制度建立的阻力有望大为减小。

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和患病结构的改变，我国慢性病人数已超过3亿，慢病死亡人数约占我国疾病死亡人数的80%以上，慢性病的治疗费用严重消耗了我国的卫生经费（约70%左右）。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慢性病患病人数料将逐年提升。全科医生长期性、连续性、系统性的医疗服务模式，与慢性病患者需要持续服药、定期复查、长期检测体征数据的医疗诉求相匹配，在慢病预防和管理方面大有可为。调查结果也显示家庭医生可以显著改善慢性病患者的自我行为和血糖、血压的控制情况。我们认为随着慢性病患者数量的井喷，全科医生的需求量料将迅速增加。

分级诊疗是我国医改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医疗资源结构性失衡情况严重，我国80%左右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20%分布在基层和农村，造成我国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相对较弱，发展较为缓慢。从供给侧看，2000-2015年，医机数目从1.63万个增长到2.76万个，增长幅度为69.1%，而同期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却从100.00万个下降为92.08万个，下降幅度为7.9%；从需求角度看，2004-2015年，医院的诊疗人次占所有医疗机构诊疗人次的比例从32.7%增长为40.0%，而同期基层医疗机构诊疗人次占比却从64.7%下降到56.4%，医院对医生、患者、医疗费用的虹吸效应使得我国医疗资源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持续加剧。

由于我国医疗资源供给与医疗服务需求的结构性错配引发了如下的供需矛盾，我们认为解决解决医疗供需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优化就医流程、改善就医秩序，建立起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使患者的医疗需求被分层匹配并逐级诊治，各医疗机构之间形成精细化的分工合作机制，使医疗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全科医生制度有望成为分级诊疗的突破口

分级诊疗政策的推进，必然导致医保、医院、医生和患者等多个环节的利益格局重塑，是一项长期且系统性的工作。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我国的医疗体系现状，我们认为我国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将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我们认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分级诊疗模式建立的首要环节是实现基层首诊，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医疗费用不是就医选择时的核心考量，通过医疗服务价格、医保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在基层就诊恐不是最好的办法，实现基层首诊的前提应首先是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但作为基层医疗资源的核心要素，我国的全科医生无论在绝对数量（每千人口0.14人）还是相对比例（占医生总人数6%）方面，较发达国家都具有显著的提升空间。随着慢性病患者人口的井喷和基层就医需求的增加，我国医生群体中全科医生比例的结构性提升是未来确定性的趋势，全科医生制度建设料将成为分级诊疗改革的突破口和必由之路。

为了解决我国全科医生人才匮乏的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以推动全科医生制度的建设。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国务院第一个全面部署我国全科医师制度建设的专项文件，从目标、人才培养、执业方式、激励制度等方面对我国全科医生制度建设提出指导建议，并提出了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的长期目标。

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全科医生相关政策的出台的频率明显加快，并首次明确了近几年的发展目标。

201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到2017年要实现在分级诊疗试点每万名城市居民拥有2名以上全科医生，每个乡镇卫生院拥有1名以上全科医生，城市全科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30%；

2015年11月，国家卫计委颁布的《关于做好高血压、糖尿病分级诊疗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要推广以专科医师、全科医生为核心的团队签约服务；

2016年4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提出，到2016年底，城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15%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以上；

2016年6月，《关于印发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指导意见的通知》则以家庭医生签约为切入点，明确了家庭医生签约的服务方式、收费模式、考核和激励方式等内容，并提出2016和2017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重点人群覆盖率）分别达到15%（30%）和30%（60%）的硬性指标。我们认为全科医生制度建设正成为医改的下一

个政策风口，近两年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

增量调节、存量转化，解决人才储备问题

解决全科医生匮乏的问题首先需要从制度上对全科医生的人才培养模式加以规范，政策从长期的增量培养和短期的存量转化两个方面入手。长期培养方面，全科医生培养将逐步规范为“5+3”模式，即先接受5年的临床医学（含中医学）本科教育，再接受3年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5+3”的模式规范了培养标准，提高了全科医生的准入门槛，有助于解决我国初级卫生保健人才学历背景和医技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长期有助于提升居民对于全科医生的信任。同时，由于5+3的培养模式时间较长，政策也提出了多种存量转化的过渡办法，以在短期内尽快补足全科医生的需求缺口。

提高薪酬回报，增强职业吸引力

我国的全科医生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基本持平，仅有4%左右的医生年收入超过10万元，相比较于发达国家3-4倍于社会平均的全科医生收入，我国的全科医生的待遇较低，薪酬回报不具有吸引力，这也是我国全科医生行业人才匮乏、素质整体较低的重要原因。政策规定了全科医生的多种激励机制，长期看，唯有提高全科医生的收入、拓宽职业发展空间，才能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全科医生团队。

职业路径改革打开成长空间

职业发展路径不清晰、发展空间不明朗的问题是医学院学生不愿意选择全科医生专业的重要原因。2015年、2016年国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印发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指导意见的通知》中指出，要合理设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高、中级岗位的比例，扩大职称晋升空间，重点向签约服务考核优秀的人员倾斜，将签约服务评价考核结果作为相关人员职称晋升的重要因素。我们判断国家和各省市未来将会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全科医生的职业发展路径，随着成长空间的打开，全科医生的职业吸引力料将不断增强。

我国全科医生人数逐年提升

随着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全科医生人数也在逐年提升。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每万人全科医生数目为1.38人，较2012年的0.81人增加约70%，占医生群体的比例也从2012年的4.2%上升至2015年的6.2%，虽然与政策提出的2020年达到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目标（按照2020年我国人口14亿人估算，我国需要约28-42万名全科医生）相比，还有9-23万人的差距。但考虑到“5+3”培养模式提出至今仅有5年，而全科医生的培养周期较长，因此很多全科医学专业的医学院学生尚未走出校门（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仅有35%的全科医生经历了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其他主要由内科等科室转岗而来）。我们认为随着“5+3”培养模式效果的逐步体现，全科医生的人数有望稳步提升。

从各地的情况来看， 2014年底北京、浙江、上海和江苏四省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分别为3.82、3.57、2.85、2.48人，已经率先完成了政策提出的2020年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目达到2-3人的目标。

上海市“1+1+1”组合签约模式效果初显

其于2015年6月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及8个配套文件，在首批65家试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推行“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服务，即居民自主选择与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家区级医院、一家市级医院签约。居民患病后先由签约家庭医生首诊，家庭医生再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向二级、三级医院转诊，并优先满足60岁以上老人、慢性病患者与家庭医生签约。上海市的“1+1+1”组合签约模式也作为基层首诊的过渡办法，写入了《关于印发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指导意见的通知》，未来有望在全国加以推广。

据“市民与十佳家庭医生面对面”座谈会上公布数据显示，2015年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人次达8450万次，超过全市门诊总量的1/3，接近三级医院的总诊疗量，基层首诊的效果显现。

据7月4日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推进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6月25日，首批65家试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签约“1+1+1”居民23.09万人，取得初步成果。在首批6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外，上海市已经对第二批申报试点的121家展开调研，预计第二批试点工作将全面启动。同时上海市拟建立全市统一预约挂号管理平台，实现“预约号源池”的规范化管理，预计签约居民数量将随着上级医院预约号源的增多、签约转诊便捷性的提升而不断增加。

厦门市家庭医生签约新模式：“三师共管”，慢病先行

所谓“三师共管”，是指每名患者由1名三级医院的专科医生、1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和1名健康管理师共同管理。“三师共管”，各司其职，建立起了一张为患者提供全称关照的网。

基于慢病患者的患病人数、诊疗特点以及医疗费用等特点，厦门市以慢病管理为突破口，推行“三师共管”模式。从“两病”（高血压、糖尿病）做起，创建了以“三师共管”团队为纽带，联动医院与基层；以“糖友网”、“高友网”为载体，连续防治结合的上下联动机制。在此之后，“三师共管”逐步由“两病”拓展到“慢、常、老”，逐步扩大服务范围。

厦门市“三师共管”模式在分级诊疗改革之路上各方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多种举措并行下，“三师共管”初效喜人：一方面社区基层就诊的人次增多了，2015年基层机构门诊量提升43.67%；另一方面，“两病”病人在大医院的就诊人次少了，2015年三甲医院中，以慢病为主的普通门诊量（不含外埠病人显著下降），其中，糖尿病下降22.71%，高血压下降19.24%。

患者就医向基层的结构性下沉使得厦门市的医疗运行效率显著提升：

患者的就诊体验不断改善。原来在大医院可能遇到“排队两小时，看病三分钟”的问题，现在在基层患者的等候时间更短，医生看得更仔细、管理也更加到位。

患者的治疗效果稳步提升。通过对25284例糖友网、高友网入网患者为期6个月的观察数据来看，“三师共管”后，血压超出正常范围的患者从“三师共管”前的63.67%下降到了31.02%；而血糖超出正常范围的患者则从71.06%下降到了55.90%，效果十分喜人。

患者的费用也大幅降低。根据25284例糖友网、高友网入网患者的诊疗费用分析，“三师共管”后，糖尿病患者的次均医疗费用由239.96元下降到174.00元，高血压患者的次均医疗费用也由199.01元下降到125.39元。

医院平均住院日数也逐年减少。2015年厦门市平均住院日比2014年缩短0.57天，节省床日35.46万日，相当于每年新建一家1100床位的医院，每年新增或补充8%的全市床位资源。

上海市、厦门市等地的家庭医生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随着当地家庭医生签约率的提升，医疗体系的运行效率也稳步提升。同时，自2014年前起《中国医学论坛报·全科医学周刊》开展的“中国家庭医生信心指数”调查显示，医生对于家庭医生行业发展走势的判断和执业意愿的信心逐年上升。我们认为上海、厦门等地区的成功改革经验有望在全国加以推广，加速我国全科医生制度建设的进程，星火已成燎原之势。

随着政策组合拳的发力和试点城市的示范作用，我们认为全科医生制度正渐行渐近，我国的医疗生态圈料将重塑，多个细分领域将受益于医疗体系的结构性变化，迎来发展的良机：

宏观方面，医疗资源与医疗需求将发生结构性下沉：随着全科医生的崛起，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料将大幅提升，医疗资源也会加速下沉。现阶段医疗需求正三角与医疗资源倒三角的结构性矛盾将逐步得以解决，患者的就医流向也向基层转移，连锁诊所和第三方医学实验室行业料将受益于基层医疗市场的扩容迎来黄金发展时期。

微观层面，医疗模式和医患关系将发生深刻变革：1）家庭医生提供的是连续性的医疗服务，与患者关系长期绑定，这使得医生对患者的定期随访成为了可能。家庭医生作为慢病管理最好的合作方，将推动慢病管理行业进入新的高度；2）医疗服务的场景更加多元，现阶段以医院为中心的医疗行为向社区和家庭转移，家庭医生健康教育者的角色和预防为主的服务观念有助于患者形成自我保健意识，在家庭、社区等具有应用广泛的POCT行业迎来发展新机遇。

我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主要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门诊部（所）组成。其中村卫生室的数量和承接的诊疗人次最多，满足了6亿农村常住人口的就医需求；而社区卫生服务中信（站）则主要以街道为单位，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

由于三甲医院对于医生、患者、医疗费用的虹吸效应，我国的基层医疗市场近几年发展较慢，2004-2015年基层医疗机构诊疗人次占所有医疗机构诊疗人次的比例从64.7%下降到56.4%，而同期医院的诊疗人次占比却不断攀升，从32.7%增长为40.0%。

我们认为随着全科医生的崛起，我国的基层医疗服务市场将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现阶段我国基层卫生服务能力较低，学历水平普遍不高，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中学历在大学及大学以上的人员占比仅26%、9.6%。全科医生作为基层医疗服务最核心的供给方，未来几年其数量和质量的不断提升有望大幅增强我国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提升居民对于基层医疗的信任程度，促使医疗市场向基层转移。

2015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43.4亿次，占总诊疗人次比例为56.4%。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的政策目标，2017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总诊疗量比例要达到65%以上，具有显著的提升空间。

同时，广东省等地区提出要逐步降低大型医院门诊比例，鼓励大型医院逐步取消门诊。我们认为随着这一方案在全国范围内的逐步推进和分级诊疗体系的日趋完善，就诊需求将进一步向基层医疗机构转移，预计2020年这一比例可达70%，（2015年我国医疗机构总就诊量为77.0亿人次，假设保持2%的增长速度），对应2020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就诊量达59.5亿人次，并假设人均医药费为115元，则2020年我国基层医疗市场规模约为6830亿元，较2014年（3830亿元）新增约3000亿元，发展潜力巨大。

3000亿的潜在增量市场为社会资本的进入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医生自由执业政策壁垒的逐步打破和自由执业意识的逐步增强、商业保险规模的迅速扩大、政策对于个人诊所审批等审批程序的简化，也加速社会资本办基层医疗机构的进程。

从民营基层医疗机构的发展模式来讲，我们认为面向城市社区的全科连锁诊所最具发展潜力。

由于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医疗资源和就医选择，其基层首诊率显著低于乡镇居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就诊人次显著低于乡村两级医疗机构也折射出这一现象，因此我们认为未来城市社区将是未来分级诊疗改革的重点区域。同时，城市居民也更愿意为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支付一定的溢价，因此我们认为城市社区孕育着更多的发展机遇。

同时，由于传统诊所缺乏标准化的管理，民众对其的信任较低。而诊所的连锁化将有助与统一诊疗流程和收费标准，建立品牌效应，提升诊疗水平，解决民众对于传统诊所信任感较低的问题。并通过规模化、互联网等方式降低运营成本。此外，基层诊所80%以上的民营化率也连锁化的提升奠定了巨大的整合空间。

目前，民营诊所行业呈现规模小、连锁化率低、医疗水平参差不齐的局面，尚未出现具有一定市场地位的全国性连锁诊所龙头，竞争格局良好。全科基层诊所的重要参与方来自于互联网医疗公司。由于医疗服务强调线下体验和安全性的特点，仅仅依靠线上的轻问诊模式无法解决医疗行业的痛点，盈利模式也并不清晰，因此纷纷迈出了向线下布局的脚步。

上市公司中尚未出现以全科为主营业务、全科医生为主要执业医师的连锁诊所企业。但在中医或专科行业，相关公司借助自身在相关领域的资源与优势，通过自建、并购等方式布局各自细分领域基层诊所，如同仁堂、浙江震元、红日药业、通策医疗等。其中坐堂医凭借天然的全科属性，有望受益于基层医疗市场的扩容迎来繁荣发展的机遇期。同时，部分连锁药店公司，如益丰药房等，正积极拓展社区门诊业务，未来有望成为全科医生的重要执业场所、承接更多的社区诊疗任务，在基层医疗市场占据一定市场份额。

），后者也称第三方医学实验室。

同时，我国医院收入结构失衡问题严重，未来医院为了提升医疗服务价格，对于药品、检查的控费力度将日益加大。参考美国60-80年代控费政策对ICL产业的巨大推动作用，我们判断医保控费压力将不断增加医院的外包需求。此外，ICL机构凭借其技术和人才优势，对于新技术的响应速度较快，随着高利润、高精度的诊断技术的不断发展，ICL行业的消费模式也将不断升级。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医学实验室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2008-2014年CAGR高达44%，参与者数目近两年也呈现爆发式的增长趋势。2014年我国医疗机构检查收入约为2100亿左右（假设医学检验市场规模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而2015年我国第三方医学检验市场规模预计仅80亿元，行业渗透率预计不足4%，相对于发达国家30%以上的渗透率（2013年美国ICL市场占整体医学检验市场的比例为35%，欧洲和日本的这一比例甚至达到50%和67%），我国ICL市场的渗透率较低，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未来几年分级诊疗、医保控费等政策不断推进，我们判断2020年ICL行业渗透率将达到8%左右，据此测算出我国ICL行业2020年规模超过280亿元，相对于2015年增量市场规模超过200亿元，2015-2020年CAGR接近30%。

行业集中度相对较高，金域、迪安、艾迪康、达安基因的等ICL企业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由于医学检验订单具有客户分散、数量多、单笔金额小、频率高的特点，单一实验室具有一定服务半径，跑马圈地有助于ICL企业率先卡位当地市场，将先发优势转化成规模优势。目前，金域检验的扩张速度最快，在全国设有31个医学实验室。迪安诊断作为A股中ICL行业稀缺标的，凭借较为便捷的融资渠道，近几年扩张速度明显加快，已经实现了对于艾迪康的赶超，已在全国设有27个医学实验室（包括在建）。迪安诊断的业绩也随着实验室的扩张而持续高速增长，2008-2015年间，迪安诊断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从1.78亿元、659万元增长到18.58亿元、1.75亿元，CAGR分别为39.8%、59.7%。除2010年外（净利润增速30.2%），迪安诊断的净利润增速始终保持在40%以上，业绩十分亮眼。

目前，我国ICL机构在省会城市和重要的二线城市都基本已有布局，向地级、县级市下沉料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IVD行业上下游链条正被逐步打通，迪安诊断“产品+服务”的模式已成为行业发展的普遍共识，IVD生产商美康生物和综合服务商润达医疗，通过自己打造或协助医院打造区域型检验中心，也迈出了向下游检验服务领域布局的步伐。

长期看，ICL企业依托其专业的检测技术和人才，以诊断服务为核心支点，通过拓展健康管理业务（2B延伸到2C）或与CRO企业联手打造中心实验室等打造“诊断+”生态圈，将享有更高的发展天花板，或将成为ICL企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POCT（Point of Care Testing），是体外诊断（IVD）行业的新兴细分领域，通过减少操作环节、精简操作步骤的方式，POCT可以缩短诊断周转时间（TAT），从而快速、准确的得到诊断结果，使患者可以得到更早的治疗，因此又被称为“即时监测”。同时，POCT还具有标本用量小、综合成本较低（省去人工费等）等优势，在院内、院外和公共事件中广泛应用。

从20世纪中期开始，POCT经历了干化学和免疫测定的时期，进入了以微流控技术为基础的生物传感器技术，未来生物芯片、远程数据中心技术是长期的发展方向，技术的不断成熟也为POCT大规模商业化奠定了基础。

伴随着分级诊疗的推进和全科医生的崛起，我国以医院检验科为主的医学检验格局未来或将发生重大变化：1）第三方实验室将承接复杂、大批量的医学检验项目；2）检验场景更加多元，医学检验将分布在医院的各个科室，同时患者自我保健意识的增强使家庭日常监测的需求不断增加，院内、社区、家庭、自然灾害等公共事件现场等都具有潜在的医学检验需求，应用场景多元、操作简单、使用便捷的POCT行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POCT行业在我国起步较晚、规模尚小，在下游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我国POCT行业近几年步入了快速发展期（增速约为20%-30%），2015年市场规模约为70亿元，但考虑到我国POCT行业渗透率依然较低（约15%左右，国外超过20%），我们判断随着全科医生的崛起，未来五年POCT行业有望保持20%左右的增长速度，发展前景广阔。

POCT的应用领域较为多元，其中市场占比最大、发展也较为成熟的是血糖监测领域，而发展速度最快的是心脏标识物领域（约30%）、血气电解质领域（约25%）和感染因子领域（约25%）。

竞争格局方面，由于国内企业由于技术相对落后、规模相对较小，因此我国的POCT行业目前主要被罗氏、雅培、Alere等外国公司垄断。但国内企业近几年发展较快，在部分领域的市场地位不断提升。如在上市公司涉足最多的血糖监测领域中，国内企业市场份额已超过30%，其中行业领军者三诺生物市场份额约15%左右，在家用血糖仪市场占有绝对的市场地位；理邦仪器则通过持续的研发高投入，成功研制出了国内独家的血气分析仪，产品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技术突破为进口替代打开了空间；万孚生物则在传染病系列、毒品检测、妊娠及优生优育检测和慢性病检测等领域都有布局，凭借性价比优势在美国、欧洲等地销量迅速增长，目前公司收入中的出口占比已达40%以上。

慢病管理是指用互联网的手段对慢性病患者进行诊断、持续监测并提供诊疗建议的一系列医疗管理服务，是移动医疗最重要的应用领域（PWC预测2017年慢病管理占移动医疗比例达65%），而移动医疗则是慢病管理得以实现的主要技术手段。

我国的慢性病诊疗需求庞大。2013年我国的高血压、糖尿病患病人数分别达到了2.9亿、1.1亿人，同时，慢性病发病率与老龄化比例正相关，随着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我国慢性病基数仍将不断提升。此外，糖尿病、高血压患者中，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都较低，跟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至少翻倍的空间，庞大的患者基数、诊疗需求和迅速增长的慢性病医疗费用奠定了慢病管理市场的巨大发展空间。

慢病管理平台契合了患者、医生和保险公司三方需求慢病管理平台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整合了医药电商、挂号系统、远程医疗、可穿戴设备、健康咨询、慢病社区等资源，满足了慢性病患者、医生以及保险公司的三方需求，可以显著降低病人的医疗费用和看病频率，极大提高了医疗服务的运行效率。

全科医生发展推动慢病管理行业进入新的高度。医生是慢病管理的关键环节，是医疗方案的制定者和决策者。由于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生主要忙于接诊疑难杂症和急危重症的患者，对于慢性病患者一般只负责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全科医生才是慢病管理最好的合作方。慢病管理平台可以协助全科医生实现对患者的长期跟踪和病情监测，有助于提高全科医生的就诊效率和治疗效果。调查显示，医生对能够改善与患者互动的医疗应用都非常欢迎，且对远程病情监控等方面持有较高的期待。

据统计，2015年我国手机网民总数已经超过7.8亿人，为慢病管理的普及奠定了庞大的用户基础，而可穿戴设备、传感器、医疗信息化、云存储、云计算等软件和硬件的不断成熟为慢病管理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持。目前，慢性病医疗费用已经占据了我国所有医疗费用的70%左右，以2014年我国卫生总费用3.53万亿测算，假如70%的慢病治疗费用中的5%可以转化为慢病管理服务费用，潜在市场规模即可达到千亿以上，潜在发展空间巨大。

慢病管理平台大致分为数据采集和数据反馈两个环节，具有潜在流量入口的企业、掌握了医生（医院）资源的企业或是具有支付能力的企业都是潜在的参与方。目前，慢病管理行业属于模式探索期，初创型公司较多，但尚没有出现盈利模式清晰、具有绝对市场地位的领军者。

从病种来看，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由于治疗复杂度较低、病情较易监测、治疗开销较达、治疗时间较长的特点，具备慢病管理业务发展的天然土壤，也是相关上市公司重点布局的两个领域。从参与方角度来看，目前涉足慢病管理领域的上市公司主要分为四类企业：慢性病领域的医药工业企业、医疗信息系统供应商、第三方体检机构和商业保险公司。

能否解决盈利问题是慢病管理服务平台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全球来看，向保险公司收取慢病管理的服务费用是最具可持续性的支付方案（如美国的Welldoc），其次是向患者和医生收费。但在我国，由于商业保险规模尚小，患者没有养成为移动医疗支付的习惯，医生的地位也较为强势，因此三者都不是慢病管理服务理想的支付对象。我们认为短期内通过慢病管理平台带动药品、诊断设备和耗材的“产品补贴服务”的模式最具可行性。医药工业企业在各自的垂直领域深耕多年，拥有丰富的医生资源、品牌优势、患者基础和专业壁垒，短期内可以通过平台带动产品销售实现间接变现，具有拓展慢病管理业务的天然优势。

全科医生政策在各地执行进度不达预期，POCT核心技术突破具有不确定性，慢病管理行业盈利模式尚不清晰。

随着政策组合拳的发力和试点城市的示范作用，我们认为全科医生制度正逐步崛起，我国的医疗生态体系也将产生深刻变化，亦将涌现诸多结构性机会：

1）基层连锁诊所行业

上市公司中尚未出现以全科为主营业务、全科医生为主要执业医师的连锁诊所企业。但在中医或专科行业，相关公司借助自身在相关领域的资源与优势，通过自建、并购等方式布局各自细分领域基层诊所。其中坐堂医凭借天然的全科属性，有望受益于基层医疗市场的扩容迎来繁荣发展的机遇期，建议关注同仁堂、浙江震元、红日药业等。同时，部分连锁药店公司正积极拓展社区门诊业务，未来有望成为全科医生的重要执业场所、承接更多的社区诊疗任务，在基层医疗市场占据一定市场份额，建议关注益丰药房等。

2）第三方医学实验室（ICL）行业

目前，ICL的上市公司主要有迪安诊断、达安基因、润达医疗和美康生物等，从公司的行业地位、地域扩张速度和新业务战略布局等方面综合考虑，我们重点推荐迪安诊断。

3）POCT行业

我们认为技术领先、产品用户体验好的企业最有希望凭借显著的性价比优势，率先实现进口替代；同时，POCT行业具有类器械属性，外延并购执行力强的企业有望通过不断整合和升级产品线，实现长期、持续性的发展。

从公司所在子行业增速及市场地位、外延并购的执行力、技术实力、销售渠道等方面综合考虑，我们重点推荐乐普医疗，建议关注三诺生物。

4）慢病管理行业

竞争要素的角度，我们认为在商业保险规模尚小、社会保险难以成为慢病管理支付方的情况下，医药工业企业在各自的垂直领域深耕多年，拥有丰富的医生资源、品牌优势、患者基础和专业壁垒，短期内可以通过产品补贴服务的方式间接变现，具有拓展慢病管理业务的天然优势。

从公司所在慢性病领域市场地位、医生和患者资源、外延并购执行力、盈利模式等方面综合考虑，我们重点推荐通化东宝和乐普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