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抵制Elsevier，科学家们出尔反尔

摘要

从2012年初开始，学术界中一场抵制Elsevier的运动引发极大关注。16000余名科学家签署了不给Elsevier旗下期刊投稿、审稿和担任编辑的承诺书。然而，仅仅4年过去，签名的学者中已有38%的人违背了当初的诺言。

王贤文 / 大连理工大学

注：图片来自universonline.nl网站

抵制Elsevier的运动

学术出版商的商业模式往往客观上限制了科学信息的自由流动，学术界对于这一现象批判已久。2012年1月，英国剑桥大学数学家、菲尔兹奖获得者Timothy Gowers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号召科学家同行们行动起来，共同抵制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商之一Elsevier（爱思唯尔）集团。Timothy Gowers的振臂高呼很快收获了众多科学家们的云集响应。一个用于宣传该抵制运动的名为“知识的成本”的网站（thecostofknowledge.com）也应运而生。网站首页列出了科学家们抵制Elsevier的原因：

价格高昂。Elsevier对订阅单独某本期刊收取极其高昂的费用。

捆绑销售。Elsevier变相强迫图书馆捆绑购买大量不想订阅的期刊。

限制信息自由。Elsevier支持SOPA、PIPA等旨在限制信息自由传播的法案。

为了扩大影响和帮助科学家们发出自己的声音，网站还提供了网络签名的表格，支持该运动的科学家们可以选择的条款包括：

不发表。不给Elsevier期刊投稿和发表论文。

不审稿。不给Elsevier期刊提供审稿服务。

不编辑。不为Elsevier期刊担当编辑工作。

截至2016年10月，已有16000多人在thecostofknowledge.com网站上签名，承诺以实际行动抵制Elsevier。这些签名学者中包括多位菲尔兹奖获得者以及众多知名学府的教授。这项抵制运动也受到了权威媒体的关注，包括Science、Nature等著名学术期刊、以及《经济学人》等杂志都发表了相关报道。

38%的科学家出尔反尔

如今，4年多时间过去，当初许下承诺的签名学者们是否遵守了自己的诺言？这场在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的抵制运动又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学术出版环境呢？

2016年，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Tom Heyman博士等人，以化学、心理学这两个领域的签名学者为研究对象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究。通过从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数据，整理了这两个领域中签名学者们的论文目录，从而对他们是否遵守承诺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有21%的签名科学家的身份无法识别，19%的科学家自签名以后再没有在任何期刊上发表过任何论文。然而，23%的签名科学家在签名以后仍继续在Elsevier的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其中化学领域这一结果为29%，心理学为17%）。其余的37%确实只在非Elsevier出版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换句话说，有23%/(23%+37%)=38%的签名科学家违背了当初许下的不在Elsevier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诺言。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需要考虑一些非主观的因素。首先，对于由众多科学家合作发表的论文来说，签名科学家有时候并不具有投稿目标期刊的决定权，尤其是对于那些在研究中不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家来说。其次，科学家选择投稿期刊时可能对期刊的出版商并不清楚。例如Cell之前是由Cell Press出版，但是后来Cell Press被Elsevier收购。而且，大多数的Elsevier为作者提供了开放获取出版的选项，甚至创立了完全开放获取的期刊（例如，Sleep Science）。最后，对于一些论文，科学家们究竟是在投稿前还是投稿后签名的并不知晓。排除这些非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38%这一数字可能过于悲观。但考虑到研究中数据对象的不完整性和仅仅4年的时间跨度，目前的“违约”情况足以发人深省。

为什么出尔反尔

对于科学家来说，想要遵守“不发表”承诺没那么容易。这是一个社会困境，科学家们也许会这样想：“如果其他研究者/签名者都不在Elsevier期刊上发表论文了，而我还在Elsevier的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论文，这可能会对我的简历/职业有好处”。基于这种观点，有些签名学者不遵守承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项请愿只有在签名者都团结一致并且遵守承诺的前提下才能够影响政策制定者。然而仅仅4年时间过去，已经有38%的签名学者违背了承诺。另外，只有37%的签名学者遵守承诺不再在Elsevier期刊上发表论文，按这一比例推算，全部16000位签名科学家中大约有5000名遵守了承诺，这一数据相对于全世界的科学家总数来说就是沧海一粟。除非媒体对这一抵制现象有新的关注热潮，否则这一数字很难持续增长。而且事实上，近年来已经鲜有学者在网站上签名了，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抵制运动正在归于平淡。

后续影响

最初关于抵制运动的媒体报道确实给Elsevier施加了压力，迫使它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撤销了对“研究著作法案”Research Work Act的支持，该法案旨在阻止美国联邦资助的研究发表在开放获取期刊上）。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显著效果。

但是，这场运动的未来命运依然掌握在科研机构和科学家个人的手里。2015年，荷兰大学联盟（VSNU）启动了一项抵制Elsevier的行动，其中就包括呼吁期刊编辑们辞职。不久之后，VSNU就和Elsevier达成了一项关于可以免费获得荷兰科学家们发表论文的协议。科学家个人也可以通过实际行动推动学术出版环境变得更加开放。例如将论文发表前的预印本（preprint）或者发表后的后印本（postprint）上传到个人网站或者arXiv平台。这一做法并不激进，但却很容易做到，从而实现对（公共财政资助的）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

“知识的成本”请愿是一项高尚的倡议，它致力于使科研成果变得更透明以及更易获取。当然，它需要科学家们真正团结一致付出努力。即便如此，未来Elsevier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它的出版方式和运营模式仍然扑朔迷离、有待观瞻。

编者注

该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Research Metrics and Analytics (RMA)期刊。RMA是由瑞士的Frontiers出版社创办的开放获取期刊，主要发表科学计量学、科技评价与科技政策方面的研究论文，于2016年7月正式创刊，由美国Drexel大学的ChaomeiChen（陈超美）教授担任主编。期刊网站：http://journal.frontiersin.org/journal/research-metrics-and-analytics。

参考文献

Heyman, T., Moors, P., and Storms, G. (2016). On the cost ofknowledge: Evaluating the boycott against Elsevier. Frontiers in ResearchMetrics and Analytics 1:7. doi: 10.3389/frma.2016.00007.

文字编辑：李东 / 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