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风雨崛起同仁堂（2）
第一节
祖上为铃医游走北京城
后人作吏目供职太医院
清朝的太医院成立于清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创立时基本沿袭了明朝旧制。太医院的最高领导称为“院使”，是正五品的官员，以下为“左院判”、“右院判”。院使和院判相当于现在的院长、副院长，然后是御医，御医为正八品。御医以下为吏目、院士、医士等。吏目一般为九品或从九品。清康熙九年（１６７０），虽然对御医、吏目的级别似有提高，“许服六品冠带”，但“原品给俸每年白银六十两”，可见实际待遇并没有提高。御医、吏目、院士、医士也都统称为“太医”。因为吏目虽在御医之下，却在医士、院士之上，可算是“副高”职称，相当于现在的副主任医师。九品或从九品在清代“九品十八级”的官制中是很低的，即使到了宣统年间，太医院的官职被提高后，吏目的品级最高也只有八品。可见在封建统治者眼中，医生的地位并不高。历史上，也出过一品御医，那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位宫女趁嘉靖熟睡时想把他勒死，虽然没有成功，却使嘉靖皇帝一度昏迷不醒。前来急救的御医许绅知道，如果皇帝驾崩，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情急之中，他只好豁将出去，以违反常规的方法，施猛药急救，居然将嘉靖救活了。这位御医因此被晋升为“一品”。不过，这是拿命赌来的。
乐显扬能成为太医院的吏目可不容易。按当时的制度，他要么是因为治好了某个达官显贵的病，被推荐进入太医院；或者是通过考试，进入太医院后，又经过寒窗苦读才成为太医。无论是通过哪条途径，被推荐和通过严格的考试，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通过了这重重关口，才能成为太医院的“医士”。熬够一定的年头，“院士”又出现空缺时，才有可能考院士。这样一年年地熬，一次次地考，一步步地升，没有十年工夫的修炼，别想“修成正果”。乐显扬就是经年累月伴着一盏青灯，苦读着一卷卷医学典籍，处处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也凭着长期行医得来的宝贵经验，才成为“吏目”。
在太医院，乐显扬充分利用这里的优越条件，研读了大量医学典籍和珍贵的皇家医案，尤其是对大量古方、验方、宫廷秘方进行了鉴定和整理，确定了它们的适用病症，分清了它们的君臣佐使，弄清了它们的配伍要点，辨明了它们的毒副作用，为同仁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九月二十四日，一道诏书突然传到位于东江米巷（即现在的东交民巷）的太医院，乐显扬奉命迎接诏书。一时间人们都在纷纷猜度：乐显扬有福还是有祸？
之所以不知是祸是福，这还得从乐显扬的为人行医说起。
“他学识好，医术高，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因为世代家传，不仅制药严格按炮炙法，又极善分辨药材，早就应当高升了。”
“仁兄说的是。他为人质朴，谦恭简约，处事谨慎，配药时一丝不苟，应当受封赏。”
还有人讲起了这样一件事。因为乐显扬医术高明，又是太医，有不少人到他的家中求医。有一天，有一对父母带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来看病。原来，这孩子得了一种怪病，身上奇痒难耐，一双小手总是在身上抓。问他吃什么了，干什么了，他一概不说，只是摇头。父母带着孩子找了好几位医生，不仅说不清病因，有的甚至赶紧把他们往外赶，怕孩子是得了天花。到了乐家，乐显扬十分认真地为孩子号了脉，看了孩子身上的痛痒之处，又问了孩子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孩子还是不答一句。如果是那些只图赚钱的医生，就会胡乱说上一气，再开些药，把病人打发走了事。可是乐显扬不这样，他决定到孩子的家中实地勘察一番。乐显扬亲自登门诊病，让病人家属非常感动，甚至有些诚惶诚恐。要知道，这可是“太医”，是给皇上皇子看病的大夫！乐显扬仔细观察了一下病人的家，他来到后院时，孩子的父母都劝他：“这儿除了堆旧物的破棚子、一棵枣树、几蓬杂草以外，什么也没有。您就别在这儿久留了。”
可是乐显扬却坚持在那里细细观察。他看见枣树下扔着半截竹竿，还有几颗没有成熟的大青枣，就笑了笑，告诉孩子的父母：“你们去买些膏药来，不用买什么好的，最便宜的纸膏药就行。把它烤热了，孩子哪儿痒往哪儿贴，贴上后，揭下来；再贴上去，再揭下来。这样反复多次，孩子的病就能好。”
孩子的父母将信将疑，把膏药买来一试，果然把孩子的怪病治好了。孩子的父母感到很奇怪，就问乐显扬，孩子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乐显扬哈哈一笑说：“要告诉你们可以，可是有一个条件，你们得答应我。”
“您治好了孩子的病，我们正发愁该怎么谢您才好呢。不要说一个条件，就是一百个，我们也答应。”
“我这条件不高，就是不要打孩子。”
“行，行！”两口子满口应承。
原来，乐显扬从那些掉在地上的青枣和半截竹竿想到，这是孩子看到满树的大青枣，嘴馋了，不待大枣成熟，就想打着吃。可是孩子个矮，竹竿又短，情急之中，就爬到树上，用那半截竹竿打枣。枣树上有一种叫作“洋剌子”的毛虫，它的毛刺沾到人身上，又疼又痒，孩子不幸中招！本来这也不算什么病，北京枣树多，民间许多人都知道用膏药可以治“洋剌子”蜇的偏方，可是孩子一犯错就挨打，已经被打怕了，就缄口不说爬树打枣的事，医生们自然也就查不出病因。这是一件小事，可是传遍京师街巷，说太医院的御医竟然给一个穷家小户的孩子治这种小病，没有悬壶济世的仁心，谁会这样做？太医院的声望也因此大大提高。
大家听了，都连连称赞乐显扬为百姓排忧解难，不分尊卑，一视同仁，确实可佳。
可是有位城府很深的太医却说：“他虽然医术高超，谦恭勤勉，处世却不合时宜，做事也不守定规，恐会影响前程。”
大家请他细言究竟，他却不说了。原来，太医院的职位级别不高，可是责任很重，风险很大。尤其是给皇帝治病，治好了固然可以得到一些赏赐，可要是皇帝天命不济，因病“驾崩”了，御医轻则受罚，重则会被杀头灭门。因此，在太医院有一条谁都明白、谁都不明说的规矩，就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此之外，就是各人都会利用行医的方便，为自己寻找“靠山”，有的是找宠妃，有的找宦官，有的是找皇子，有的是找皇后或太后，有的干脆就找皇帝本人。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自己的“前程”；另一方面，万一出点差错，也好有人“罩着”。可是乐显扬不喜欢这一套，对品级高低，也从不放在心上。他只喜欢攻读医书，研究药性。在老于世故的人看来，这就是不合时宜，不照定规办事。
康熙博学，对天文地理、数学音乐等中西之学，都有浓厚的兴趣。他也热衷于医道，甚至在批阅奏章时，也经常给臣下开药方，一方面是体现“皇恩浩荡”，拉近君臣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表现一下自己知识广博。上行下效，那些后妃们有许多对医术不过是一知半解，可是也喜欢给自己或是给别人开方。皇帝和后妃们开的方，有时也会拿来请太医评点，每遇到这种情况，只要不犯“十八反”、“十九畏”，太医们都含含糊糊地应付一下就算了，可是乐显扬却认真评点，实话实说。这就很可能得罪一些人。
中药材有的外表很相似，再加上炮制和贮藏的原因，很容易弄混。比如川贝母与平贝母、川木通与关木通、小菟丝子与大菟丝子、鸡血藤与大血藤等，它们虽然外形相似，药性却大不相同，有的甚至完全相反，如果误用，很可能加重病情，甚至致人死亡。
有时，御药房会请太医们帮助分辨药材，部分原因是有些药材确实难辨，但更主要的是，他们怕担责任。因此，太医们经常不是借故推托，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可乐显扬却不推辞。有好心人劝他：“您可想仔细了。这事做好了，未必能得到赏赐，可要是看走了眼，那可是关系身家性命的事。”
乐显扬却说：“如果这些药分辨不清，一旦被误服，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文武百官、普通百姓，都有可能伤及性命，怎能袖手不管？”
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乐显扬的祸福才有这样那样的猜测。
宣读诏书的地点在太医院的大堂上。堂柱上，镌着康熙御笔：“神圣岂能在，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这不仅道出了对太医们的殷切期望，更平添了几分皇家的赫赫威仪。许多人都在大堂外，敛声屏气地听宫里的人宣旨：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太医院吏目乐显扬，业擅传家术，授尔以登仕佐郎……”
这时，那些为乐显扬揪着心的人们才放松下来，可乐显扬却没有显出有多么高兴。许多人都不解，虽说这“登仕佐郎”一般只是从九品，级别并不高，可毕竟是皇帝所封，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喜事。再说，此时乐显扬已经五十五岁了，能得到这么个从九品，更是幸事。可是他为何没有显出喜色？
有位老御医见此捋捋长髯，沉思了一会儿说：“神稳气定，宠辱不惊，必有大志！”
乐显扬闻听后，只是淡淡笑笑说：“过奖了，我从医只不过为济世养生罢了。”
清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乐显扬逝世，享年五十九岁。此时，他已经得到了“登仕郎”的封号，去掉了那个“佐”字，算是正职了。此外，他还得过“晋封文林郎，赠中宪大夫”的封号。“文林郎”相当于七品文官，但只是“散官”，不是“职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在岗的干部。七品相当于县令，和现代的“县处级”差不多。这个封号很可能是他在即将退休时得到的。至于“中宪大夫”，本是四品文官的封号，虽然级别不低，但属“赠”，也就是他的亲戚把自己应得的封号经过皇帝的允许送给了他。至于是谁这样慷慨，就有待于史料的发掘了。不过，乐显扬作为乐家的代表人物，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太医院，充分证明乐家传人已经成了有深厚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名医，并且有了相当的影响和地位。乐显扬在太医院中收集和整理了大量古方、宫廷秘方、民间验方和乐家秘方，这比任何封号都更有意义，也比他留给后代的物质财富更为宝贵。
乐显扬有四个儿子，长子乐凤翔，次子乐凤鸣，三子乐凤仪，四子乐凤歧。乐凤鸣本来排行第三，因乐显扬的次子早夭，他便排行第二了。乐凤鸣字梧岗，生于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乐显扬很喜欢乐凤鸣，不过“爱之越深，责之越苛”，乐显扬对他的教育也非常严格，除了常给他讲人生的道理，讲世上的忠奸善恶之外，也讲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医药知识。只是年幼的乐凤鸣此时还不能完全领悟。
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是壬午年，乐风鸣乡试归来。这可是一件大事，乡试通过就是举人了。可是乐凤鸣回来后，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不看那些四书五经了，也不写那些八股文章了，像是个闲人一样。
人们都感到奇怪：“他是中举了呢，还是名落孙山了呢？”
“是啊，要是中了举，那就应当准备会考。要是没有中举，就当再接再厉，哪能这样清闲无事？”
乐凤鸣有没有中过举，还真是一个谜。任何时代都有一股社会潮流，推动着人们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地前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考科举，走仕途，就是这样一股强大的潮流，它让读书人把做官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乐凤鸣因为父亲的成功，受到了比他的前辈们更好的教育，因此，考科举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按清朝的科举制度，没有任何功名的学子称为“童生”，童生要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才能成为秀才。当了秀才之后，再通过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成为举人。中举之后，还要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会试”，通过了会试即为进士（贡士）。进士分为三甲，头甲的第一名便是才子佳人戏里的主角——“状元”。
乐凤鸣曾在自叙中说过“壬午年乡比后，闲居无事”。有人因而认定他没有中举，但是乐家的族谱上又记载着他受封为“内阁中书”。“内阁中书”是清代设的官职，官阶为从七品，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类的事。只有“秀才”的功名是不可能受封为“内阁中书”的。这和乐家族谱的记载不是矛盾吗？产生这种矛盾的可能性有两种：一种可能是，乐凤鸣在壬午年乡试时中了举，中举之后，就有资格参加会试。按清朝的制度，会试落榜的举人，也有当官的资格。因此即使乐凤鸣会试落第，他仍有资格受封为“内阁中书”。
不避讳言，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内阁中书”是“捐纳”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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