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期其重。总体来说，药品降价是利大于弊。但有几个深层问题要提醒有志之士的注意：

任何一种药物都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礼物，他是应该被善加利用，而不是束之高阁。

阿司匹林应用于临床已经过百年，还可以用多久？无限期！

丹参应于用临床已过千年，还可以用多久？无限期。

青霉素应用于临床已经超过70年，还要以用多久？我们这代人到离开都会用！

但是，因为这些药品被大副度降价，使得它们无法与高价的同类产品展开公平竞争。高价产品还控制和收买了大牌专家、学术会议、学术期刊、学术正义、媒体 、官员等等，使得这些本可以造福亿万百姓的低价位产品，被冷落、补攻击，被限制、被剔除。

“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现象，由此产生。

一个产品如果被合理使用，它的生命周期可以是无限的。至少，不会是戛然而止。国家发改委数次不科学降价，已经令许多优秀产品过早地步入暮年，甚至于人间蒸发。

以1分钱一片的抗过敏药——扑尔敏、赛庚啶为例，现在还有皮肤科医生处方吗？我是小儿科出身，对小儿过敏性疾病有深入的研究，也积累了一定的抗过敏治疗经验；1995年，我在先灵葆雅担任“氯雷他定”的医药代表，与皮肤科、鼻科、呼吸科医生颇多接触。我可以负责任地讲：药价百倍于扑尔敏、赛庚喧的绝大多数抗过敏药，疗效平平，安全性平平。

试想：如果扑尔敏、赛庚啶的价格不是1分/片，而能维持在1元/片呢？它一定还会被药厂重视， 被医院采购，被医药代理营销，被医生处方。那数倍于它的合资药或进口药的用量是不是会被限制，医保是不是可以减压，民众是不是可以减负？

如果你悉心研究2000—2009年销售金额排名前20位的抗菌素的位次变化，你会发现：

⑴、任何一种抗生素的快速衰落都是因为其在这一年被大副度降价。

⑵、任何一种抗生素的瞬间崛起都是因为其价格在高位运行，从而可以轻松占领被降价者遗留下来的市场空当。

我不是细菌，也不懂“菌言”。但医学常告诉我：

⑴、院内感染以革兰氏阴性菌为主的状况并没有改变。

⑵、细菌不读《四书》，不懂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C、细菌是没有价值观的，不会嫌贫爱富。

如果细菌没有那么嬗变，那是谁掀起了抗生素市场的巨澜？是政府有形的手，还是市场无形的手？如果是有形之手，它被谁操纵？如果是无形之手，那么幕后推手是谁？这是医药人最最敏感的禁区，我无言。

举凡中国，玩高价抗生素的人是一个封闭、私密的圈子，能够做全国总代并达到“药虫”、“大佬”级别的不会超过20人。这些人一般都是发改委、社保部司长们的座上宾，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我发自内心的崇拜他们。

我出身农家，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有较多接触，也很有感情。现在，我去任何一个农户家里，都能看到“阿莫西林”、“头孢氨苄”、“青霉素V钾”这些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才能服用的抗生素。在药价高企的时候，这些药物是很珍贵的，农民轻易也不会服用。在抗生素大幅度降价以后，几毛钱一袋、一块多一盒的抗生素就“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农民吃抗生素比吃口香糖还随意，这是药品降价带给老姓的“福气”。古语：“福兮祸所伏”

中国医生真的了不起的，他们用全球1%的医药费用为22%的地球人提供诊疗服务。瑕不掩瑜，我们也必须坦承：中国医生要为全球范围内的细菌耐药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在大多数抗生素“被降价”以后，医生使用抗生素的“经济学”压力骤减，滥用抗生素的情况将会无以复加。

2009年，我国将“头孢曲松钠”、“头孢哌酮钠”、“阿奇霉素”列为基本药物，且已被许多地区的新农合药物目录收录。头孢曲松钠（又称“菌必治”）是全球公认的高档抗菌素和人类抵御重度感染的最后几道防线之一，为什么会被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此基本、基层的目录收录？

这得拜国家发改委之赐，拜80%的降价所赐。现在一支头孢曲松钠的价格相当于一瓶“营养快线”。半年之后，国人将会看到，WHO也会看到：感冒挂“三代头孢”、肚子疼挂“三代头孢”、中国的村村寨寨、沟沟坎坎争挂“三代头孢”的盛况。我们，抑或说，降价将带给人类和我们的子孙怎么样的“灾难”？

价格是个双刃剑，高：可以阻止被滥用；低：则会助长滥用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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