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针见血:中国式移民究竟为哪般?

来源: 维阿堂药业/xjwatyy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是中华民族的古训,华夏一直以来也是安土重迁的民族。但是随着经济、生活方式、特别是环境的变化,这条戒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了。中国式移民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


财经作家吴晓波说:我想破了头,理由大概有三个,第一是追求高品质的生活;第二是子女教育,第三是财富的不安全感。


那么,移民的人很快乐吗?他们真的可以“离开”吗?


1975年,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被迫离开捷克,移民官员递给他一个地球仪,让他随便选一个国家,昆德拉慢慢转动地球仪,良久,轻轻地问,“您还有没有别的地球仪?”


你的钱走了,你的人走了,但是,你的心呢?也许,移民者都是昆德拉——在心灵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离开自己的国家。





中国强大了,我为何还要移民?

  

曾有数据显示,2010年时中国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数量已超过4500万。仅是2012年,获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国家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总数就达到了15.2万人。与此同时,准备移民的国人数量仍在持续增长。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公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显示,截至到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3年增长了128.6%。中国已经从1990年的全球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目前的第四位。


然而远离故土对大部分仍有着深厚乡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绝对不是个轻松的选择。

在调查采访本期内容时,记者走访调查了多家中介机构、国际运输公司和外资企业的在华分支机构,对其中正在考虑或者已经着手离开中国的人进行了采访。虽然他们的身份背景、出国途径、目标国家等都不尽相同,但除了个别准备出国留学的孩子外,几乎所有人在采访中都表达着对“离开”的许多不舍,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对记者诉说着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缘由之一:无可遏制的污染将国人越推越远

让刘先生最终决定出国的导火索就是北京在2014年2月出现的连续雾霾。

根据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在2月的28天中,北京仅有7天的空气质量等级不在“污染”行列。其中20日—26日,北京的全部检测区域都被意味着严重污染的“深褐色”覆盖,PM2.5指数在175-185之间。

在全球最大的钻井设备制造商、美国国民油井华高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的刘先生,学习石油化工专业出身,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PM2.5(即雾霾中大部分有害物质所富集的细颗粒物)的危害并不陌生。

“我儿子今年四岁,这半年来总是咳嗽。去北京市儿研所看病时,专家说现在他的门诊有这种症状的患儿越来越多。医生对此没有办法。对雾霾,大人也许还有些抵抗力,孩子的反应太明显了。”刘先生担忧地说。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解释说,空气中以PM2.5为代表的细颗粒物主要来自于燃煤、工地扬尘和汽车尾气。北京的雾霾更多的是后者。“这么小的颗粒很难自然沉降,会在空气中停留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本身对呼吸系统就有影响,造成咳嗽、不适。而小颗粒物上吸附的致癌物,更会导致癌症高发。早些年我曾对城市空气污染对儿童呼吸系统影响做过研究,其中就包括PM2.5,由于新生儿和婴幼儿处于生长发育期,污染对他们肺功能的影响和损害更为严重。”


与刘先生面对同样“雾霾”困扰的,还有准备出国留学的申女士。29岁的小申在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已经四年,目前是高级项目主管,工作稳定。在她看来,选择放弃工作、重新回到校园,实属无奈。

2012年的下半年,因为久咳不止,小申开始“徘徊”于北京各大“三甲”医院之间。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北医三院,专治肺结核的北京胸科医院和解放军309医院,甚至是治肺癌的北京肿瘤医院,小申都跑遍了。各种检查做下来,都不能确诊导致咳嗽的病因。辗转一年后,经朋友推荐,小申找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呼吸内科主任史医生,希望能用中医方法先行调理,缓解病情。

“找到史医生之前,日夜不停的咳嗽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工作,让我坐卧不宁,我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后来每周把脉抓药,连续两个月后,我的咳嗽终于压了下来。然后我做了肺功能检查和气道激发试验,最终被确诊为咳嗽变异性哮喘。”小申向记者说了这样一个名词。“史医生对我说,自从雾霾频发后,他一年里新增患这种病的病人至少三四十个。这些人多数都是肺功能薄弱或者曾有旧患的,所以对雾霾更为敏感。”

当问及如何根治时,史医生对小申说,中医只能调理身体状态,西医也只能在咳嗽发作时,使用带有激素的哮喘喷雾来缓解症状。但这些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史医生建议上述敏感人群离开雾霾的环境。

“经常与我一同等煎药的一个阿姨,咳嗽时间比我还要长。为此举家前往新西兰,两个月后她与我联系说,不用吃药也完全不咳嗽了。”小申最终选择去加拿大多伦多附近的一所学校修读研究生。“我并不想移民,但国内空气、水源甚至是农作物的污染都太严重了。如果我毕业时,国内环境污染问题解决了,我是还要回来的。”小申对记者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环境污染成为近年来促使国人选择去国外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次调查中,就有七成的人将此作为主要的“离开理由”。

缘由之二:不能承受房价之重

陈聪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国际置业公司,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每年的业务规模都不算大。但随着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经济情况的好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海外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市场的复苏,让他的生意前所未有的火热起来。

“新闻说美国房价已经连涨了21个月,在我们看来还不止呢!国内限购限贷,而国外土地房产私有、永久产权、外国人可以贷款、租金回报率较高且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和利率等因素,使得国人投资海外房地产的热情一点没有消减,未来的市场潜力巨大。”陈聪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

按照陈聪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来看,他的绝大多数客户仍将投资的第一目标瞄准了美国。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公布的报告显示,从2012年3月到2013年3月,中国人在美国购房的总价值达到123亿美元。2013年中国客户在所有在美购买房产的外籍人士中占12%。

根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报道,在“2013年全球房价涨幅最大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迪拜以房价年涨幅28.5%位列第一,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以及台湾分别以房价年涨幅21.6%、16.1%和15.4%位列二、三、四位。

内地房价的涨幅远超排名第十位的美国,更是将增幅10%的英国、9.3%的澳大利亚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因此,这些国家想当然的成为中国人选择海外置业时的考量对象。

在伦敦,2012年中国买家购买了伦敦27%的新建住宅房,占总交易金额的17%,2013年上半年,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又购买了价值约1.7亿英镑的伦敦房产。赢克沃兹中国部总监王艺表示,投资300万人民币,在北京可能买到的房产,租金在每月人民币3000元~4000元之间,如果同样一笔投资在伦敦的房产市场上,能够产生的租金折合人民币应该在15000元左右。

在澳大利亚,因为全球经济处于低谷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减少,极大的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形势。对此,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较低的利息,希望通过房地产市场来拉动经济。当其成为一个刺激经济的导向,再配合以放松的移民政策,便会吸引大量的海外投资。由于没有房产税和遗产税,虽然房主要承担房屋的维修和物业等费用,但相比于美国、英国等国家来说,置业的持有成本还是较低的。因此,据澳大利亚房地产研究机构统计,2013年,悉尼房价上涨了14.5%,如果加上租金收益,全年的房产增值在20%左右,这使得悉尼的平均房价已经超过了65.5万澳元,约合354万元人民币。但即便这样,仍然没有超过国人对高房价的“心理承受能力”。

除了个人投资住宅项目外,这两年中国公司的身影也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国际房地产交易的舞台上。


从陈聪公司的调查和客户反馈来看,与之前中国客户倾向选择曼哈顿这样易出租或保值的房产不同,最近两年用于自住的购买需求明显上升。投资目标国家的多元化,表明了投资者更希望投资于一种生活方式,清洁的环境,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中国客户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卖点。

“现在传统的投资热门地区,美加澳英走的都是这个路线。对于已经习惯了北京、上海高房价的中国人来说,突然发现纽约、伦敦、悉尼的房子也没那么遥不可及,与配套环境和社会资源相比,国外的房子真不算太贵。”陈聪说。

缘由之三:恐惧舌尖上的“化学实验室”

在采访中,居于“离开理由”第三位的就是近些年来风波不断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用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坚决治理餐桌上的污染,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这样的“描述”让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赵鑫有了些宽慰,但却仍然没能阻止她申请移民的脚步。

身在成都的她在电话采访中对记者说,“这几年发生在食品、药品领域里的各种‘门’或者‘事件’太多了。每天都不用特意去搜索,电视、网络里的新闻,甚至是手机里的‘段子’,关于某某食品添加剂超标、有毒或者致癌,某某药品造假、甚至致死等的消息从没间断过。移民的主要原因就是看完新闻我什么都不敢给家人、特别是孩子吃,我也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力的措施,治理好现在这种到处是‘毒’的局面。但实际情况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打击一批又出现新的,感觉成效甚微。这样慢慢等待的日子太难过了。”


在采访中,记者通过每个被访问者的叙述,遗憾的整理出了一系列通过食品、药品安全事件而被公众创造或者认识的“新名词”:大头娃娃、苏丹红、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牛肉膏、毒豆芽、反式脂肪酸、甲醛毛血旺、塑化剂、毒胶囊……

一系列的新闻和事件,让很多国人熟知的知名企业,如双汇、娃哈哈、立顿、蒙牛、伊利、茅台、酒鬼酒、五粮液、汇源、农夫山泉等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

“我们每天都在‘被科普’化学知识,就像生活在化学实验室中。移民就是不愿每天生活在担心和恐惧之中。”赵鑫最后感慨的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或许我们不难理解他们的选择。当食品、药品这些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时,没有一个人会甘愿冒着“吃遍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风险,让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断送在舌尖!

缘由之四:一切为了孩子

在陈聪向记者介绍全球房价时,屡次提及一个国人并不陌生的概念——学区房。事实上,它不仅是近年来中国人选择海外置业时最为重要的考量目标,也间接反映着年青一代的中国人为什么最终选择“离开中国”的现实问题。

从陈聪的一位客户王希女士一家的经历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年青一代追求幸福生活的全部重点。

1975年出生的王希与丈夫相识于澳大利亚,两人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离开国内前往澳洲读书。2001年,两人从西南威尔士大学毕业时觉得国内的工作机会更理想,于是先后回国,分别在两家排名世界500强的外企里工作。

“回国后的工作特别忙碌,我们俩经常是轮流加班和出差,压力非常大。直到2004年儿子出生后,我辞去了工作,感觉生活才稳定了起来。”但让王希没想到的是,随着孩子的日渐长大,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问题让她措手不及。


“孩子上幼儿园之前,我就听说入园难的问题。我提前将近一年的时间向一所比较好的公立园报名,竟然被告知名额已经满了。后来辗转托了很多人,才勉强挤进了这所幼儿园的亲子班,听说这样到时候也许会有希望。但我也不敢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里,也在找其他的出路。后来果然没能成功,但儿子进了另一所幼儿园。虽然中间花了很多冤枉钱,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谈到这段波折的经历,王希一脸疲惫。

孩子进入幼儿园后,王希吸取了教训,立刻开始替儿子寻觅“小学”,这才发现看似公平的“免试就近入学”只是个“美丽的误会”。此刻,学区房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在经历了找合适的学区、卖掉原有房子、贷款买新学区房、转户口、报名、审核、面试、体检等一系列漫长到折磨人的过程后,儿子升入了海淀区某知名小学。

然而折磨却仍没有结束。由于王希夫妇平时对儿子采取“放养”态度,任其自由发展,因此在升入小学后,他们突然发现儿子班级里的孩子基本每人都有“一技傍身”——钢琴、小提琴、美术、珠心算、英语等等。有些孩子甚至在学前的课外辅导上,就将三年级以前的课程都学完了。面对儿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突发情况,王希慌了手脚。

中国父母在孩子教育方面所花费的“良苦用心”,也许在全球范围内都鲜见“对手”。然而“中国式教育”也几乎为全体国人诟病。

更让中国的家长难以接受的是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201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被称作“史上最难就业季”。2014年毕业生人数更是达到创纪录的727万,连同上年度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预计新增就业人数可能要超过900万。

王希看到姐姐一家因为外甥即将高考的压力闹得家无宁日、家长歇斯底里、孩子身心俱疲,想想才上小学的儿子还要面对“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就业等一系列几近“残酷”的压力,一家人开始考虑移民

与陈聪的说法相印证的是,虽然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41.39万,比2012年增长了3.58%,这是留学人数保持两位数增幅五年后,增速首次明显回落,但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本科及以下学历就读人数增长仍然迅猛,且低龄化趋势明显。约80%的国人表示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愿意更早的计划投资、移民或者直接将孩子送到国外上学。

在美国实施的“十万人”中美学生之间的交流计划,加拿大推行SPP计划(学生合作计划,旨在吸引更多国外学生来加拿大接受教育),以悉尼大学为首的多所澳大利亚名校承认中国高考成绩, 欧洲公立大学一律免除学费、更为学生提供600多种奖学金等利好政策的“诱惑”下,回首看看高考的独木桥和人头攒动的就业市场,一向秉持“一切为了孩子”的中国家长怎么能不心动呢?

缘由之五:追求可预期的幸福生活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把征税的艺术概况为: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但如今在国内,普遍流传着一种调侃的说法:征税就是“见鹅就拔毛”的过程。

根据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个人所得税6531亿元,比上年增长12.2%,高于绝大多数国人的工资涨幅标准。有机构称,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2/3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而且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与家庭中有无子女、子女多少等毫无关系,这与全球大部分国家的规定完全不同。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几年在收入没有明显上涨的同时,花销却连年增加。从2010年开始,物价水平开始明显攀升,CPI同比上涨幅度最小的年度在2.6%,最大增幅时达到5.4%。在大部分一线城市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3500元工资,在目前的实际物价水平下,只能算是低收入,仅能解决温饱,如果家庭里有老幼需要供养,很容易就会陷入到入不敷出的困境中。



“我想离开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物价高、工资低,交通拥堵,房价高企,去医院挂号越来越难、看病排队时间越来越长,每年都传闻要开征房产税和遗产税,而且起征线一次比一次低。”刚刚得到澳大利亚移民局发来体检通知的董肖对《中国民商》的记者说,“见过网上流传的那个中国最牛小县城的段子么?物价贵得跟纽约曼哈顿似的,工资少得跟非洲似的,菜价涨价跟愚人节似的。这就是现在大部分人生活的现状。

如果你买过车、买过房、办过企业,就知道生活在中国,办个事情何其繁琐。我想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压力太大、活得太累,我只是想让生活质量更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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