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时，死亡教育让乔布斯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于是，他决定“向死而生”，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去生活，如此才有了震惊世界的四大颠覆。所以乔布斯说：“死亡是生命的最伟大发明。”
在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席“死亡”这一课。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关于活着这件事，死亡是最好的老师。
01
▲王一方
“北医”教授王一方讲过两个遭遇：
一位高级干部，好喝酒，
一喝就两瓶茅台，犯两回病都被抢救回来了。
第三次犯病，没救回来，死了。
其儿子不依不饶，找医生大闹：
“他怎么会死呢？我从没想过我爸会死。”
王一方说：“你怎么会从没想过你爸会死呢？不管你爸是谁，你都应该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死。”
还有一个老人，已经96岁。
去医院检查后，非要医院给个说法。
王一方只好实话实说：“你可能不行了。”
老人火冒三丈，要打王一方：“说话不吉利。”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死是一个很忌讳的词。
平日里，大家一般不会讨论死亡这个话题。
很多人都是大限已至时，才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
《西藏生死书》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
02
▲白岩松
我七岁时，外婆意外中风去世。
去世前三天，我被带到她病床前。
没有一个大人告诉我，外婆已经生命垂危，
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最后一面。
我被匆匆带去，又被匆匆带走。
直到外婆下葬后一个月，我才知道她死了。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愤怒和哀伤，
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的我，恨了父母整整半年。
那一个月，我趁父母不注意时，
就会把外婆遗照藏在书包里，背着上学。
我用这种方式进行自我欺骗：“外婆还在。”
大人们以为把我和死亡隔离是对我的保护，
却不知道这种做法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人为什么要死亡？”
“人死后会去哪里？”
“为什么死掉的是他，而不是别人？”
当孩子们忽闪着疑惑的眼睛，
将这些叮当作响的问题摆在家长面前时，
我们不是搪塞回避，就是胡乱作答：
“他在睡觉”“他去旅行了”“他上天堂了”……
结果让孩子对死亡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和恐惧。
在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席“死亡”这一课。
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03
死亡教育已在欧美发展得相当成熟。
这种教育首先是从各种书籍开始的。
比如像《爷爷变成了幽灵》这样的绘本。
书中讲了一个男孩，他叫艾斯本。
艾斯本最喜欢的人是爷爷霍尔格。
一天，霍尔格突发心脏病而猝死。
艾斯本伤心极了，哭个不停。
那晚，爷爷回来了，坐在橱柜上。
艾斯本很奇怪：“爷爷，你在干什么？你不是死了吗？”
“我也以为我死了。”爷爷说。
艾斯本说：“噢，你变成了幽灵！”
艾斯本有本关于幽灵的书，书上说，只要幽灵愿意，就可以穿墙而入。
“那我也来试一试。”爷爷说。
他穿墙走了出去，然后又走了回来。
“爷爷，你真成了幽灵，太好玩啦！”
于是，爷爷每晚都来找艾斯本玩。
然而有一天，爷爷叹气说：“我一点都不快乐，我不能总当一个幽灵吧！”
他从书里得知，如果一个人去世时忘了做一件事，就会变成幽灵。
“我想了好多天，就是想不起是什么事。”
为了帮助爷爷，小艾斯本和他一起想。
爷孙俩回忆起了很多快乐的往事：
他们去游乐场，坐过山车时差点吐了；
他们在花园里挖了一个大坑种树；
他们在看一场电影时呼呼睡着了；
…………
“我想起来了。”爷爷突然大叫。
“什么事？”艾斯本问。
“——我忘记对你说再见了！”爷爷说。
爷爷和艾斯本都哭了。
“再见——”最后，爷爷穿墙走了。
艾斯本不停挥手，目送爷爷消失于黑暗中。
这样的书籍就是要引导孩子正确认识死亡，
明白死亡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生命有开始有结束，这是生命的定数，
是这个世界游戏规则的一部分，
生命到了这里，就该让它自然地离开。
04
死亡教育不仅存在于欧美的书籍里，
也已经成为学校教育中的一门学科，
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潜移默化着。
医学博士朵朵讲述过一段亲身经历：
2009年，她到纽约读医学博士，
老公也被公司调到美国总部上班。
于是，6岁儿子成成便被接到美国上学。
成成入学一周，朵朵便接到了老师电话，
“周三有堂死亡教育课，希望你陪孩子参加。”
“死亡教育？”朵朵吓了一大跳。
但那天，朵朵还是去参加了。
原来，是同学们集体养的兔子“花生”死了，
老师要给它开一个追悼会。
“花生的离世，让很多同学很悲痛，
当然也有同学表现得事不关己。
这两种情绪其实都是不对的。
今天，我们一起来给花生做一本纪念册，
大家可以把平时给花生拍的照片，
想对花生说的话都收进这本纪念册里。”老师说。
孩子们忙活一阵后，纪念册做好了。
老师一边翻相册，一边对孩子们说：
“花生在生前得到了你们细心的照料，
离开时它带着满足的笑容，
你们给了花生一段幸福的生命之旅。
花生生前给你们带来了许多欢乐，
离开后你们应该感激并肯定它曾经存在的价值。”
孩子们听着，一个劲地点头。
朵朵问儿子：“兔子的死，你是怎么想的？”
“刚开始我很难过，但听老师说后，感觉兔子离开是很正常的事，就像花儿最后要枯萎一样！”
看着儿子课后能平静地面对生死，
朵朵不禁赞叹死亡教育课程的神奇。
“妈妈，我可以养一只小白兔，也叫它‘花生’吗？”
“当然啊！”朵朵欣慰地点点头。
转眼就是2012年，儿子读三年级了。
4月的一天，成成放学回家后说：
“妈妈，明天需要您陪我去趟殡仪馆。”
第二天，朵朵带着儿子来到殡仪馆。
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她依然被震撼了。
殡仪馆广场正中，躺着一口黑色棺材。
一位牧师站在棺材旁，微笑着说：
“有哪位家长愿意进棺材体验一下？”
话音刚落，人群中就是一阵骚动。
儿子紧紧扯住朵朵衣服，示意她不要举手。
但儿子的举动，反倒激起了朵朵的欲望。
朵朵举起手，牧师点了她的名。
此时，广场响起《寂静之声》，
朵朵在众人注视下，慢慢地走向棺材。
儿子紧紧拉住她的手，越攥越紧。
朵朵挣脱儿子的手，躺进棺材，
“最后”看了看这个让她留恋的世界，
然后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就在棺盖合上一刹那，成成撕心裂肺大哭：
“妈妈！你快出来！你不能丢下我！”
听到儿子的呼唤，朵朵的心为之一沉：
“如果我真的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儿子该怎么办？父亲该怎么办？”
想到这些，朵朵不禁流下了眼泪。
十几秒钟后，牧师打开棺盖，
朵朵睁开眼睛，恍如隔世，庆幸活着真好！
儿子扑过来，紧紧抱着朵朵：
“妈妈，我保证，以后会更爱你，会更加听话。”
朵朵搂着儿子，窃喜不已。
这样的死亡教育在美国很普遍。
牧师说：只有真正体验过死亡，才能明白生命所赋予的意义。
05
▲张丽钧
作家张丽钧也讲过一段美丽经历。
那年，她跟团到德国旅行。
早上起来遛弯时，突然发现：
“离旅馆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墓园！”
同行者愤愤，说安排住宿的导游太混蛋了。
吃早餐时，张丽钧发现旅馆也住了很多德国人。
“我们才知道，德国墓园多建在城镇黄金地段，他们不怕鬼，愿意与死人朝夕相处。”
他们的墓园好美呀！
有根的、无根的鲜花触目皆是；
高大茁壮的苹果树结满了累累果实；
苹果树下，是一条条原木长凳。
长凳的边缘还发着幽幽亮光，
这是人们常年光顾弄出来的“包浆”。
德国人去墓园祭奠时，还常带着书，
坐在长凳上，为死者诵读美丽的诗文。
看到这样的情况，张丽钧感叹不已：
“徜徉在这样的墓园里，我没有恐惧感，
相反，这里静谧安适的氛围，
竟让我生出恋恋不舍之情。
于是，我在这个墓园里留了影。
那张照片，至今都是我的最爱。”
而中国的墓园一般都建在远离人群的地方，
充满了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阴森气息。
没人愿在这里安放长凳，安放了也不会有人来坐；
只有在那个法定假日里，大家才来意思一下：
看重金钱，就送去面值大得吓人的冥币；
看重美食，就送去画在纸上的满汉全席；
看重奢华，就送去纸糊的别墅豪车。
欧美墓园常常与住家比邻而居，
而中国墓园则建在远离人烟之处，
欧美人祭奠亲友时常送鲜花书籍，
而中国人祭奠亲友常送钞票俗物，
两者的巨大差异，彰显着我们“死亡教育”的重大缺失。
06
▲萧功秦
学者萧功秦和一位留美朋友，
研究东西方文化差异时发现一个问题：
“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追求，
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
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
都喜欢沉溺于物质生活的享受，
只要中国人在一起，
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旅美华侨，
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
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
在世俗生活享受方面有很强的从众心理，
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
欧美人，也有不少关心物质生活，
但是更多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
“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物质享受方面相当随便，
有的人成了亿万富翁，但生活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
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
物质生活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
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
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
有一次，萧功秦的自行车坏了，
修车时，车架上的《西方哲学史》掉下来，
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
他突然像发现外星人似的看着萧功秦，
“都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人读哲学！”
萧功秦感叹：“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太单一了，大家都像一个经济动物，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
原因很多，但一个重大原因，就是我们缺少了死亡教育。
07
▲青年乔布斯
乔布斯一生颠覆了四大行业：
用iMAc颠覆了电脑，
用PixAr颠覆了电影，
用IPod颠覆了音乐，
用iPhone颠覆了手机。
正如iPhone开启智能手机时代一样，
这四大颠覆，各自都开创了一个时代。
乔布斯为何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因为17岁时，死亡教育让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
2005年，他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说：
“从那时开始，过了33年，
我在每天早晨都会对着镜子问自己：
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你会不会完成你今天想做的事情呢？”
于是，他决定“向死而生”，
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去生活，
如此才有了震惊世界的四大颠覆。
所以乔布斯说：“死亡是生命的最伟大发明。”
08
乔布斯为何说死亡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
“很多时候，尽管生命依然在进行新陈代谢，
但我们并没有活着，或者说并没有真正活着。
只是在死亡刹那，或经过死亡体验后，
我们才开始有了真正的生命。”乔布斯说。
为何说经过死亡体验后才有了真正的生命？
“死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知道生的可贵。
一个人只有在认识到自己是有死的时候，
才会开始思考生命，从而大彻大悟。
不再沉溺于享乐、懒散、世俗，
不再沉溺于金钱、物质、名位，
然后积极地去筹划与实践美丽人生。”乔布斯说。
孔夫子有句老话：“未知生，焉知死？”
就是说生的事情还没搞明白，谈论什么死？
但死亡教育开启了新角度：未知死，焉知生？
冉克雷维说：“提早认识死亡才会深刻人生。”
巴雷特说：“只有认知死亡，才可以树立正确、健康的价值观。”
蒙田说：“预前考虑死亡就是预先考虑自由。”
萨瓦特尔说：“认识死亡，才能更好地认识生命。”
关于活着这件事，死亡是最好的老师。
这就是西方人追求的活法：向死而生。
09
▲袁君
作家曲冰讲过某电视台记者袁君的故事。
那是2010年，一位富豪的妻子找到袁君，
“想请您给我老公主持葬礼。”
抑郁症，夺走了他老公45岁的生命。
读完富豪的生前日记后，袁君深深震撼。
他决定在这次葬礼上做一件事情。
那天葬礼上，袁君公布了富豪一天的开销：
这个数字还不及中产之家小孩子一天的花费。
“他不是在车上，就是在飞机上，
不是在自己会议室，就是在别人会议室。
天天应酬，天天开会，天天拼命赚钱，
但他并没有享受到金钱带来的愉悦。”
他最大的快乐竟来自于一次汽车抛锚，
“我让司机等拖车来，自己步行去公司。
那天太开心了，我在路边看到了迎春花。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上一次看见它，
应该是在大学毕业那一年，
同学们看到迎春花开了，一起去踏青。”
那一天，葬礼结束后。
另一位参加葬礼的富豪握住袁君的手说：
“谢谢您，这场葬礼让我的灵魂开了窍。”
那一天，袁君回到家后，
没有像平常一样看片子找选题，
而是破天荒地下了厨房，做好饭，
然后在楼下等老公和女儿回家。
“这场葬礼，也让我的灵魂开了窍。
幸好我还有时间、还有健康，
还能好好地善待人生和生活，
好好地善待每一个重要的人。”
10
▲陆晓娅
2012年，心理学者陆晓娅，
在北师大开设了“生死课”，
教导学生认识死亡，认识生命。
一开始，她并没抱什么希望，
因为中国人太忌讳谈论“死”了，
“没想到来听课的学生会这么多。”
她对“生死课”的作用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
但没想到它的作用竟然会这么大。
“陆老师，上了这个课，我重新拿起了画笔。”
“陆老师，我去报了个架子鼓班。”
有一位学生，学了别人很羡慕的专业，
但她自己却很抑郁，觉得毫无意思。
上了“生死课”后，她学起了烘焙面包。
烤得非常漂亮，还教给许多人。
她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我找到了自己参与世界并在其中感到价值的方式”。
去画画不一定要成为大画家，
去学架子鼓不一定要成为伟大鼓手，
去学烘焙面包不一定要成为糕点大师，
而是因为那里有他们的生命热情。
“我什么要开设‘生死课’，
就是想通过讨论死亡，帮助学生找到热情所在。
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对人生负起责任来，
需要去寻找能够让你燃起热情的东西，
找到自己参与世界并在其中感到价值的方式。”
这就是死亡教育的最大意义。
11
在《西游记》中，
我们大呼过瘾的情节之一，
就是美猴王火烧阎王府，勇销生死簿。
我们惧怕死亡，因而妄想逃避死亡。
但正如史铁生所说：死亡是一个必将到来的盛大节日。
它终将到来，我们无从躲避。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出生是封面，死亡是封底。
我们虽无法改变封面前和封底后的事情，
但书里的故事，我们却可以自由书写。
很喜欢毕淑敏的一句话：“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便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
面对死亡，我们都要补课。
关于活着这件事，死亡是最好的老师。■
【延伸阅读】
白岩松：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都忌讳谈死亡
来源：知识分子，本文为白岩松在2016年5月23日由“知识分子”公众号等机构举办的 “追问生命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专题圆桌会上的发言。
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我四处在提倡健康寿命，因为中国预期寿命已经到了76岁。如果一个人从65岁就开始进医院，不管对个人还是对这个社会，代价都很大。
但是另一方面，医学在延长预期寿命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前端。在解放之前，我们的预期寿命才四十多岁，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生儿死亡率高，这极大的拉低平均水平。进入新中国之后，保健等各方面做得非常好，新生儿死亡率大量下降，因此伴随着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医疗的保障，我们平均预期寿命在增长。
死亡终究会到来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这是特鲁多医生（E.L.Trudeau）的墓志铭。它充分反映了一个真正的医学工作者对医学应有的科学认知。科学不是玄学，玄学可以无极限。之所以认定医学是科学，就是它知道自己是有限制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迎刃而解。
其实大家很清楚，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疾病是治愈不了的。上个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抗菌药几乎是药到病除，现在呢？那个时候四十万单位差不多了，现在过千万也没有作用了。50年代美国的食药监局一年出台的新抗生素是十几个，新世纪头十年是两个。细菌早已经在抗菌药的作战当中进化得非常强。死亡是一个必然会达到的终点。至于是76岁到来，86岁到来，还是96岁到来，需要科学进步，但是它终究会到来。
如果没有死亡的到来，生命将变得非常低质量。宋美龄过了一百岁的时候，在美国曾经发过这样的感慨：上帝为什么对我如此糟糕，还让我继续活下去，我已经没有认识的人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生命一旦到了你已经没有认识的人，你没有任何牵挂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长度还有何质量？但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切都是跟传统的东西在作战，我认为这才是最核心的。比如说我们会说到印度的“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注：泰戈尔诗句），在他的背后有对生命的认识，他背后对生命的认识在于有宗教的某种因素在起作用。而中国呢？我们的敌人就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你给我战胜它。
汉族“死亡观”的变迁
我是从草原来的蒙古族人，在我的潜意识和心里，一直非常不认同汉族人的死亡观。为什么呢？因为在草原上对待死亡不像在汉族地区这么哭天抢地、要雇人来哭什么的，弄得极热烈。在草原上走了，是回到自然当中去了，吃饭的时候摆一双筷子，母亲唱一首歌就过去了。自然对蒙古族人来说是一种宗教的力量，所以他会这样去看待死亡：你从自然中来，死后回到自然中去。
其实汉族人最初不是这样的。道教的源头是《道德经》，《道德经》里对死亡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中国人都把《道德经》里对死亡的认识给理解错了。我们现在说出生入死，指的是人胆大。《道德经》后面有四个字，“出生入死”，含义是人一出生就直奔死亡而去。所以后面接着说，其实长寿的人十有三，不长寿的人也十有三，但是还十有三是原本应该长寿最后短寿了的，原因就是他为长寿做了太多的事。
《道德经》里面还有一句话表达了那个时候汉人的死亡观：死而不亡者寿。人死了，但是人的名声、精神、人格没有在人世间消亡，这才是真正的长寿。说明那个时候的汉人并没有把生命物质的终点当成是终点，他有更高的追求。现在的汉人又是怎么样呢？好死不如赖活着。
在“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种观念下，医学界探讨“如何让死亡有尊严”是一个具有极大挑战的事情。我们要对四种人谈这个话题：医生、告别者、告别者的亲人和家属，以及围观者。医生要面对三种人群，两种是具体的，一种是无形的。死亡有的时候像一场作秀，像一场表演，像一场面子工程，原因在于围观者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
其实所有的医生都很清楚，最后几天的医疗费用在人生的全部医疗费用中占比是极高的。这么高的占比，既有孝顺，也有围观者施加的庞大的社会压力。因此这不是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社会学的问题。而围观者想要从这里消失掉的话，需要解决的是对死亡的正确认识。
如何面对告别者
回到具体的做法，对于一个告别者，最好的状态是拥有一个清醒的告别过程。这一点想做得有尊严相对容易，但对医生来说相当大的挑战是如何告诉病人实情，接下来的治疗如何不以无效的挽救为目的，而是以减除痛苦的医学抚慰治疗为目的。医生给病人插很多管子，最后他又疼又难受，其实不如在这个时候让他吃止疼的药，能睡一个好觉，保持还算不错的胃口，有尊严地交流。
那么如何把痛苦的无效挽救治疗演变成具有抚慰和“麻醉”性质？我们在探讨的时候要倾向于后者。如果都像巴金那种，孩子掉着眼泪说，我爸爸在为国家活着，插了无数管子。有价值吗？有意义吗？没意义。因此当告别者有一个清醒的告别过程的时候，我们要尊重他本身的意愿，而且这是时代进步会产生的结果。一代又一代人，学历越来越高，越来越有文化，如果不能在死亡这点上有高超的认识，学历和知识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这一代人——不仅是因为我是蒙古族——当你拥有一定的学历，受过很多的教育之后，你应该对死亡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越是受到过高等教育，越应该接受“不要去浪费太多的资源”，要尊重科学，探讨如何更好地有尊严地告别。
但是接下来的挑战在于，不是所有的告别者都拥有一个还算长的清醒的告别过程。如果一个人突然发生疾病迅速到无意识状态，这个时候必然是亲人和家属要替他决定的，这怎么办？亲人和家属一旦要做决定的时候就不再仅仅是亲人和家属本身的知识和医院水平所起作用了，另一方面在围观者。这就很难了。
另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信任，亲人与家属经常把小概率的期待给放大成100%。这个时候是对医学的一个挑战，那么医生在告知亲属的时候，有没有给另一个选项，让他增大对事实的信任？作为告别者的家属，当他信任了这个结果是不可逆的时候，他会选择更理性的结果。但是家属经常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上，想再去为挽留告别者生命赌一把。
那么我们在遇到像脑死亡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机制和体制保证正确的选择措施呢？是否可以像第三方一样，能够让家属做出“拔掉管子”决定的同时获得一种抚慰？
武警总医院急诊科的主任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送来一个遭遇车祸的孩子，门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六个人跪在那儿。他很清楚这个孩子没了，各项指标都显现出来了，但是他还是在手术台为这个孩子继续抢救了将近两个小时。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外面这六个人有一个接受的过程，这两个小时其实不是在治孩子。外面有人劝阻有人讲解，孩子家人从那个简直不能接受的一瞬间，慢慢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这个时候主任出来了，告诉了他们最后的结果。前面两个小时该做的工作都已经做了，这何尝不是一种尊严呢？我们还要考虑他的亲属的感受。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医学也应该做这样的统计：有多少人是拥有清醒的告别过程，而多大的比例是拥有不清醒的告别过程。然后能够更准确地探讨这个问题。可以知道“死亡教育”有多少比例是针对本人，有多大比例是要做亲人和家属的工作。
在这个社会上更难做的是对围观者的工作，只有当围观者对生命有更加准确的认识之后，患者的内心活动才可以不那么落伍。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确是需要死亡教育，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点根深蒂固。
莫讳谈死亡
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家都忌讳谈论死亡。从草原上来的我觉得很奇怪，这有什么不可谈论的？谈多了就会免疫，慢慢就会尊重科学。
余华在最新的《收获》上写了一篇文章，有一个细节令我很感兴趣。余华当初在浙江时是医院的子弟，那个时候医院和家属宿舍都在一块，他家的对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所以他见惯了，免疫了。夏天浙江太热了——终于有一天，余华找到了一个最凉快的避暑地方：太平间。每天中午他都到对面看看，只要床上没人就去睡会，绝大多数睡得很舒服，但也经常被家属给赶走，因为有人要送到这个床上。
当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那么忌讳死亡，谈论死亡更多一点，人们慢慢就会免疫，更理性地看待它。就像余华敢睡在太平间，一个孩子都能不产生畏惧，就因为他见过太多。而中国人如果要谈多了，慢慢也就会去了这个忌讳。
其实每天都有走的人，人来人往。但平常生活中没有人谈论死亡，我们假装不知道有死亡这回事，仿佛不存在一样。我们在世俗生活中有意识地阴暗化、边缘化了整个身后事。
有一次我在上海，我们有一个同事突然去世了，运不回北京。然后杨澜我们几个就紧急在上海想办法在那里办告别仪式，后来才知道龙华的殡仪馆不加塞排队根本没戏。最后我们临时在早上六点半还是七点，给了一个小时，就是趁人家下一个来之前赶紧弄完。这才知道原来死亡是需要加塞的。
所以面对这四种人，医生的挑战是巨大的，需要我们把医学更多地当做科学。讨论死亡是一个开头，要做很多的事情，否则我们谁也受不了这种庞大的医疗资源的浪费。另外，储蓄健康要比储蓄金钱重要得多，争取让中国人在越来越高的预期寿命的前提下以健康的状态靠近它。现在离它的年头有点长，我觉得我们的健康生命离76岁可能稍微有点远，逐渐靠近它才是最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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