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抗生素，你一定不会陌生。它曾是人们眼中“无所不能”的救命药，但是近年来，随着抗生素的过度使用，人类的危机感也越来越重：滥用抗生素养出了几乎无药可治的“超级细菌”，我们可能再次陷入无抗菌药物可用的危险时代。
事实究竟如何？最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俞云松教授带领的团队完成的研究论文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
论文题为《中国血流感染分离的大肠埃希菌与肺炎克雷伯菌MCR-1流行情况：多中心纵向研究》，在“超级细菌”耐药性与防治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于2017年1月27日发表于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感染病学》（LancetInfect Dis），影响因子高达21.3。
抗生素是现代医学的奇迹之一。自人类发明抗生素以来，病原细菌与抗生素的博弈一直在继续，细菌耐药性的快速增长，给人类抗感染带来了严峻挑战，人类有可能再次陷入无抗菌药物可用的危险时代。
以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为例，一旦感染，有效治疗药物非常有限。黏菌素，是治疗这类“超级细菌”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不久将在中国被批准用于临床。
正值其上市备受关注之际，2015年一项研究显示，在中国发现一个新的抗生素耐药基因（MCR-1），携带MCR-1的细菌对黏菌素也具有耐药性。
黏菌素自上世纪80年代以饲料添加剂的形式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养殖，在动物粪便分离的大肠埃希菌中MCR-1基因携带率非常高。自2015年中国首次报道MCR-1以来，世界五大洲超过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动物样本、动物源性食品和人体标本当中都检测到MCR-1阳性肠杆菌科细菌。而且，MCR-1可以在不同的细菌之间，甚至在动物与人之间传播，这将导致黏菌素耐药传播速度加快，甚至大范围暴发。这意味着“最后一道抗菌防线”也将面临巨大威胁。
一时间，MCR-1受到全球学术界、新闻媒体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和关注，黏菌素耐药也成为全球细菌耐药领域的研究热点。
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样本上，而MCR-1基因在人体特定感染类型细菌上的携带情况、耐药情况、传播情况究竟如何，尤其是对感染预后的影响如何，仍不清楚。
为明确我国血流感染患者分离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当中多黏菌素耐药情况、MCR-1分布情况、MCR-1分子流行病学特征，以及携带MCR-1菌株感染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俞云松教授团队与其领导建立的全国临床和微生物协作网同道一起，开展了大范围、大样本量的临床感染病例研究：从2066株血流感染分离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中筛选多黏菌素耐药株和MCR-1基因阳性菌株，共获得21株MCR-1阳性菌株。这2066株菌株来自全国22个省市28家医院，可能覆盖到10亿人口区域。
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我国血流感染患者中分离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多黏菌素耐药率和MCR-1携带率都较低，且呈散发态势，传播能力有限，无需过度恐慌。此外，携带MCR-1的菌株对很多药物仍然保持敏感，目前没有对感染病人的预后造成影响。
俞云松教授表示，目前多黏菌素耐药率和MCR-1在我国血流患者当中检出率较低，可能与多黏菌素还未被应用于临床有关。但是，一旦多黏菌素被批准用于临床，由于药物筛选作用，出现MCR-1基因广泛播散而导致临床革兰阴性菌对多黏菌素耐药率上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耐药问题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另一棘手的问题。因此，在对很多药物仍保持敏感的情况下，我们要严格探寻多黏菌素的临床使用指征，合理规范使用多黏菌素，同时加强多黏菌素耐药情况的监测，最大程度遏制多黏菌素耐药菌株及其MCR-1基因传播。
作为我国首个针对MCR-1基因临床价值的纵向多中心临床病例研究，俞云松教授团队的该项研究成果不仅填补了临床重要感染（血流感染）致病菌株中MCR-1基因的分布和传播机制等数据空白，也为后续多黏菌素合理用药和耐药控制策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来源：邵逸夫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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