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百米之隔的江西大厦里有一场规模不算太大的生日宴。参加者有省内众多在职或已经退休的儿科医护人员、在读的儿科专业学生，还有一部分来自其他省市的儿科医护人员，济济一堂。
他们赶到这里，是为了给他们共同的老师——90岁高龄的任秉钧先生祝寿。近年来，因为年龄的原因，任先生已经不再从事具体医疗和教学工作，但他的学生们却说，在自己心里，任先生就是儿科的一条根。
任秉钧是谁？业内为什么会对他有这样的评价？从医从教几十年来，他和他培养的几代儿科医生，又有怎样的甘苦和心得？
20世纪中叶，任秉钧服从组织分配，调来河北支援儿科医学建设。退休前，他是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也一手创建了河北医科大学的儿科专业。在1998年停止招生前，任秉钧亲手创办的儿科专业共培养8届学生。如今，河北培养的、以70后为主的这一代儿科医生遍布京津冀的各大医院儿科系，成为业内的中流砥柱。
刚刚过去的2016年，面对全国儿科医生短缺的现状，全国8家医学类院校恢复儿科专业本科招生，河北医科大学也启动了儿科专业本硕连读的招生，所沿承的就是任秉钧当年创下的根基。
他总结的儿科原则传承至今
都说儿科是一门哑科，孩子不但难以精准表达，有的甚至会因为害怕，隐藏起痛感。望闻问切的诊疗手法，在儿科有时候用不上。
2月17日，省二院儿科的候诊区，不同年龄的孩子哭闹成一团，一个孩子看病，三四个家长陪同，椅子都不够坐。任秉钧的学生、儿科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王晓宁正在出门诊，“每天都是这个样子，小孩子嘛，来医院就怕打针，肯定会哭。”
“小孩子的认知能力不够，对陌生的环境会比较恐惧，紧张哭闹很正常。这种情况下，大夫不能表现出哪怕一点严厉，否则孩子哭得更热闹了，这病还怎么看？干儿科，首先要有耐心、爱心和细心。”早年任秉钧亲自接诊时，遇上一些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孩子，他甚至会先停下问诊，亲自带孩子前往检查室，边安抚边做各项检查。
从任秉钧亲自挂着听诊器出门诊，到现在他的学生已在全省乃至京津冀儿科界挑起大梁，几十年过去了，儿科的检查手段和医疗水平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患儿紧张恐惧的哭闹却没有改变。任秉钧最早总结出的“耐心、爱心和细心”说，在业内传了一代又一代，并作为省二院儿科一项重要的“原则”，传承至今。
任秉钧说，当年选择儿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喜欢孩子。“看着他们破涕为笑，是最开心的事。”
如今，省二院儿科系两任老主任储宗瀛和任秉钧分别为96岁和90岁，身体都十分康健。有人说，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在几十年的从医经历中，始终保持了一份特别的耐心和爱心，性格豁达。在业内，甚至有这样一种开玩笑的说法：“要长寿，到儿科”。
但事实上，儿科的琐碎总要比成人科系多很多。
一个小儿病例，哪怕只是最简单的常见病，处理起来也比成人复杂多倍。所以不论是早年在医疗一线，还是后来在大学校园，任秉钧告诫学生的头一条便是：“要当儿科医生就得先学会哄孩子，把孩子哄好，才能好好看病——这个工作没有爱心干不好！”
面对孩子，要保留一份童心；面对病情，却不止要抱一份父母心，因为家长，往往抱着今天来看病明天就出院的期待。但事实上，儿科，从来就没有大家期望的那么简单。
从0岁到14岁的儿童，是儿科的主要治疗对象。年龄不同，身体发育阶段不同，孩子的体质不同，同样的病症表现可能也不同，治疗思路就不同。
“一个患儿，完全可能前半夜发烧、呕吐、腹痛，后半夜又突发爆发性心肌炎，出现心率加快甚至休克……”任秉钧说，部分前期症状如果不引起重视，等病情急剧变化后，往往救治不及，所以，必须从一开始就“细心细心再细心”。
离开医疗一线多年，再重复当年的具体病例是无意义的，但每当讲起这些心得，老人那严肃的表情，不免让人想到眼前这位面对患儿时总是笑嘻嘻一团和气的“医生爷爷”，内心里战士般的警觉和敏锐。
而儿科又不是简单的成人缩小版，临床上，小儿和成人有很多区别，儿童病情变化快，病症恢复也快，这些都需要医生更细心地甄别对待。“儿童用药的剂量是成人的几分之几，什么时候用，用多大剂量，哪种在先哪种在后，都和成人治疗有明显区别。”
“三心原则”沿用至今，任秉钧却说，这只是儿科医生的必备要素，远不是儿科医生的傍身法宝。“儿童不善表达，误诊率较高，儿科医生的风险很大。除了精湛的医术，还要有不断学习的能力。”任秉钧感慨地说，儿科医学不仅有前人总结出的经验需要传承，更有很多新的领域亟待开拓，“接力棒要交到年轻人手里”。
学生遍布京津冀各大医院
任秉钧的90岁寿宴，是省二院现任儿科主任张会丰一手操持的，前来参加的尽是任秉钧昔日的同事、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几乎都是儿科医护人员。张会丰在寿宴上这样评述：感谢任先生，留住了河北儿科的根。
而任秉钧却说，当年他也是奔着河北儿科的根来的。
1961年，在原卫生部的协调下，34岁的任秉钧从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调至河北省二院，那时的他，已经做了5年的儿科主治医生。
来之前，组织上安排他到河北考察。当时的省二院儿科，一个门诊，12个病房，医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儿科主任储宗瀛在全国颇具威名。任秉钧曾经研读过他的儿科专业著作，印象深刻。
第一次石家庄之行，让任秉钧最难忘的是，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窝窝头都是好东西的特殊年代，储宗瀛和全科医护人员欢迎并接待了自己，还特意端出了一盘难得的胡萝卜！
“那是招待我当水果吃的——当时的胡萝卜多么珍贵啊！”被储宗瀛的坦诚和这盘胡萝卜打动的任秉钧，就这样举家入冀。
虽然从黑龙江调到河北的第一个月，任秉钧和当护士的妻子发现因为“出边”的原因，两个人的收入都“打折”了，但是任秉钧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那时候谁提待遇呢？工作才是第一位的，就觉得有储先生给我做后盾，以后就一门心思在业务上朝前奔了。”
与储宗瀛合作共事、亦师亦友的关系，一直持续了25年。1984年储宗瀛退休后，任秉钧接掌了省二院儿科。这期间任秉钧培训过众多赤脚医生和基层儿科大夫，也去过非洲援外，越是与下面、与医疗条件落后地区接触，任秉钧越是感到基层儿科医生的匮乏。
“儿科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和经验，我从储先生身上学来的，我们这么多年来摸索出来的，从业务到医德，应该有更系统的方法传承下去。”随着自己年岁的增长，任秉钧开始越来越多地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1989年，时任河北医学院（河北医科大学前身）院长的魏宝林找到刚从省二院儿科主任卸任的任秉钧，请他领衔组建儿科系。其实，此前河北筹建省儿童医院时，省卫生厅负责人就找任秉钧谈过话，请他出任院长，但那时他推辞了。
“担任院长，有很多管理工作，我不太擅长。”至今，任秉钧还说自己“不会当官”。“但是筹建儿科系，是为了培养更多的人才，解决儿科缺大夫的问题，我一口就答应了！”
就这样，作为教学筹备组组长，当时已经年过花甲的任秉钧和同事南下北上，到有儿科系的高校取经。按资历和职位本有资格坐软席住单间的任秉钧，每次都自降标准，坐硬板、和陌生人合住小招待所不带卫生间的老式四人间，只为挤出更多的经费购买教具。
1989年河北医学院儿科医学系挂牌招生，招收了第一届本科生60人。任秉钧借助自己在儿科界的人脉，从各大医院请来老专家，把每个人满腹的经验都掏给了学生们，还从无到有落实了教学基地，紧锣密鼓地组建起4个教研组。
现任省二院儿科副主任的马夫天，是当年儿科系的第一届学生。如今，站在任秉钧家楼下，指着对面一栋5层建筑，他告诉记者：“当年我们实习的时候，就在这栋楼上自习——任老师家的阳台正对着教室的后窗户。任老师时常对我们说，要用功，别搞小动作，我从窗口都看着呢。”
对很多人来说，职务前头要是加了“名誉”俩字，主要是个面子活儿。可当年，时任儿科系名誉系主任的任秉钧，直到年近古稀，还经常在夜里10点钟，出现在本科生的自习室里。
“老先生什么也不说，就是背着手围着我们慢慢转，偶尔解释一句：没事儿，看书吧，我就来看看你们是不是在学习……”回忆起这些往事，如今人到中年的学生们都十分感动。医生，历来是一个十分忙碌的职业，“这一行里，自己家的孩子从小长到大，很多人可能都没顾上守在一边陪他们学习过几次，可任先生却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默默地陪着我们度过了那么多寒窗苦读的夜晚。”
如今，京津冀各大医院很多70后儿科医生，都是任秉钧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相对近年来全国性的儿科医生荒，河北没有出现严重的爆发性短缺，也正是得益于任秉钧培养的这8届学生。
他传下来的医德会继续传承
“医生，是一个讲究传承的职业，要传承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品德。”马夫天说，在医疗界，医德与医术往往是直接挂钩的，而在很多领域，医德本身简直就是一种医术。
“任老师离开医疗一线后的最近二三十年，医疗在很多具体手段和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术的层面，客观地说，我们必须在继承上不断发展，而任老师那一辈名医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是医德。他传下来的医德我们要传给学生。”
那些永远不会过时的医德究竟是什么？任秉钧自己最引以为荣的是“不挑病人”。
任秉钧的亲戚都在东北，但无论是九十大寿，还是逢年过节，老人身边从不冷清。“在河北，我的‘亲朋好友’除了同仁学生，就是我的病人！有当年家里大人抱着来找我看病现在又抱着孙子给我打电话拜年的。”老人提起这个就高兴。
多年的从业生涯里，他救治的患儿难以计数，而他关注的从来都只有病情一条。“医学是经验学科，病人生了病让你来学习，就是医生最好的老师，你如果不对病人认真诚恳，是说不过去的。至于家里是这个书记那个长，还是山沟的老农民，那不是医生应该操的心。”
他因此得到了几代患者的敬重。
如今的儿科，讲究在分级诊疗的基础上拉开患者的层次，致力于打造“河北儿科最后一站”的省二院儿科不再开设门诊输液项目，而是主攻各种疑难杂症。“为节约医疗资源，腾出更多的病房来接纳更需要救治的孩子，头疼脑热的小病，我们建议在基层医院就诊，形成良性循环。但‘不挑病人’仍然是我们的原则。”张会丰说。
在任秉钧的书桌上，至今仍摆放着大量医学著作、外文文献和工具书，不断攀登是他毕生养成的习惯。看着90岁高龄的老人，戴着花镜，颤巍巍地拿着放大镜，在医学论著上滑动着指尖一字一句地阅读，你会从心里升起一股由衷的感动。
“有这样的老师，让人一时一刻都不敢懈怠。”马夫天说，何况，儿科早就不是一副听诊器走天下的时代，各种尖端技术和理论不断推出，想在这个行业走在前列，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学习。
马夫天在儿科选研究方向的时候，特意选的血液科，“这一方向难度大，有挑战性，研究的空间也大。”至今，像老师一样，工作再繁忙，他也坚持天天查阅医学资料，随时关注国际上最新的儿科血液学动向。
任秉钧说，勤奋，是医护人员的常态。
将近半个世纪前，他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刚参加工作时，写的大病历在主治医生查房时，要能背诵下来，尿、血常规要自己做，实行住院医生24小时负责制。至今回想起来，他都认为这是医术精进的必备阶段。他感谢当年母校医院对自己严苛的培训，也由此开始在业务上始终保持这种严苛。
任秉钧1981年首批晋升正高，并在省里担任了15年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他至今记得哪一个人怎样送来什么样的礼品和现金，自己又如何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也记得曾跟随自己一起艰难创业的老搭档晋升正高时，自己不肯“出手相助”。他为近二十年前的那次较真叹息，说对不起当年落选的老伙计，但，“医学这个东西，实打实的，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甚至，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他连夜写了一张单子，一条一条地总结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得失。面对跟自己差了几乎两代人的记者，对自己认为处理不够好的那些陈年旧事，也一件一件检讨一番。
这份精诚，对人，对己，毫无例外。
传承中迎来儿科的春天
在任秉钧九十大寿的现场，四代儿科医生、医学生难得地齐聚一堂。他们，也基本上代表了河北儿科一路坎坷前行的发展轨迹。
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不再单独设置儿科学专业。以至于1997年儿科系招收的最后一届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毕业证上到底是写临床医疗系，还是儿科系——学校这样安排，是为了学生的就业出路着想。但任秉钧亲手操持起来的儿科专业本科教育，就此告一段落。
如今，老人回忆这一段往事，竟忍不住哽咽起来。“我一生只哭过两次，一次是马夫天他们第一届学生毕业，一次就是现在旧事重提。”老人的手激动得剧烈颤抖着，他说接到儿科系停办消息的那天，自己一直在校园里沉默地徘徊，苦苦地思索着儿科何时才能有春天。
在以药养医模式下，由于小儿的用药量往往只有成人的几分之一，导致儿科医生的收益受到巨大冲击。高负荷、高风险、低收入，很多医学生本科毕业后在选择硕士研究方向时，都会绕着儿科。2012年全国分科执业医师构成中，儿科执业医师仅占医师执业类别的4.3%。
没有专业培养，学生不愿选择，儿科逐渐萎缩，部分县级医院甚至取消了创收差、麻烦多的儿科。在全国很多地方，感冒咳嗽的小儿都要被家长带到大医院检查，一到秋冬季节，儿童呼吸道疾病高发，儿科门诊人满为患，半夜挂急诊都要排上个把小时。
已有统计显示，全国平均每1800名儿童，才对应一名儿科医生。国内儿科医生的缺口，一度达20万名之多，儿科医生青黄不接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样的背景里回看，任秉钧当年倾力培养的8届毕业生，对河北儿科的传承意义重大。
2016年，教育部在8所医科院校恢复儿科本科招生，河北医科大学也启动了本硕连读招生。作为任秉钧学生的学生，河北医大儿科专业新招收的第一批学生邢雨彤和纪若晨，也出现在祝寿的现场。巧合的是，她们都出生于河北儿科专业一度取消的1998年。
如今，她们的出现，既是儿科新一代传承的开始，也是这个行业的一种回归。
90岁高龄，任秉钧对国内的大情小事依然熟知。他推断二孩政策带来的人口小高潮，会引发儿科医生的新短缺。“儿科医生的短缺是相对的，按全省一年毕业30名儿科硕士生算，地市级医院都不够分。如果恢复本科教育，就可以让更多的儿科医生下沉到基层，解决儿科看病难的现实困境，并形成更好的分级诊疗体系。”
而年轻的邢雨彤则对任秉钧曾苦苦思索的“儿科的春天”充满了信心。
“我父亲就是医生，在同龄人还在玩布娃娃时，我已经学会用空针筒给玩具猴打针了。我知道现实生活中儿科医生辛苦、风险大、收入差，但我既然选了这一行，就不会改弦更张，老师们就是我的榜样。”
文/记者：白云
编辑：姚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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