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家规划，到2020年我国健康服务产业能够达到8万亿，预计到2030年健康服务产业规模能达到16万亿。但目前，整和所有接近5万亿规模，从5万亿到16万亿还有足够大的上升空间，这其间，存在很多健康服务产业的发展机会”。
这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院士、国家医改执行委员张伯礼在全国两会期间，由中国医药行业25家协（学）会联合举办的“‘声音责任’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从国家医改层面释放的利好消息。与会期间，张伯礼提出了他对新医改的思考及三方面观点建议，并反复强调了基层声音的重要性。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建设健康国家号召，世界各国积极响应健康国家的“千年计划”。2016年8月我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的召开敲响了中国建设“健康中国”的号角，习总书记在会上提出了三个著名论断，第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第二，把健康纳入各项政策中；第三，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这三个论断强调了全民健康的意义，也对医疗卫生传达了新的要求：即从治病转向健康，以预防为主，把养老和医疗健康产业相结合，从事业到产业，会议文件阐释了很多值得学习的内容和信息。
“按照国家规划，到2020年我国健康服务产业能够达到8万亿，预计到2030年健康服务产业规模能达到16万亿。但目前，整和所有接近5万亿规模。受国外购药、医疗旅游、医疗移民等因素影响，国内市场在健康服务产业方面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局面，从5万亿到16万亿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这其间，存在很多健康服务产业发展的机会。张伯礼从国家医改方向如是说。
新医改自2009年启动至今已是第八年，宏观上取得了长足进步。美国用18%的投入使得美国国民预期寿命达到79岁，平均每人药费9400美金，我国用5%的投入使中国人预期寿命达到76岁，中国人平均药费是美国的零头，400美金。与之对比，美国国民预期寿命只比我国仅高出3岁。与此同时，我国儿童死亡率，医保覆盖率都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水平。
医改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它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尤其是中国的医改，国家以低投入办了件高产出的事，医改在路上，以后会越来越好。
张伯礼院士指出：宏观上的进步不能掩盖微观上的问题。具体来看，医改过程中，一直存在医疗环境恶劣、基层医疗虚化、医学教育、职业环境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理清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路：
首先，医改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市场为主导，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进行宏观调控。从解放前全面医保到改革开放后的逐步放开，国家正转换角色定位，基本医疗是国民的事亦是国家的事，要合理分配政府与市场合作解决医疗的配比问题，让医改更有成效。
第二，守底线、保基本，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症结”问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找大医生、找好医生贵，去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基层医院、以及一二级医院并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因此，医保保基本，守住“基本”这条底线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同时，允许放开部分高端私人社会办医，满足高端专医专护需求的消费群体。
现在我国医保个人账户付费部分只有2%，工资的2%是国家和单位给到账户。参照国外，一般国外给国民医保比例为1比1，我国是4比1，医保个人承担2%，单位承担8%到12%。因此，应该适度提高一些个人付费比例，提高到4%，然后提出封顶线适度要调高，特别是大病应该到封顶线，防止因病致贫。
综合以上两点，“保基本和高端服务二者并行不悖，既然有市场机制就应该激活市场机制完全适应市场”，张伯礼指出。
第三，从基层角度出发，切实解决三医联动问题。三医联动问题问题最多，特别对医药产业，现在不断有新的举措，药品注册、医保目录、支付方式、分类改革等。西药企业多，中药企业少，中药问题更多，审批制度、经典名方、注射剂的问题等等很多，但是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的，一定要看到三医联动依然在路上，问题很多，调整的也很快。
药品是特殊的商品，药品注重质量，包括一致性评估、临床评价出现的一些水分都是要求提高质量，如何把它做得更好？这些问题总的来说一方面是向国际靠拢，另一方面是解决技术问题，提升质量。
张伯礼在和与会代表探讨医改问题时，反复强调要听基层的声音、愿意听基层的声音，将来自基层的声音和意见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