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记住这15名女性，她们正在积极改变生物医药行业

▎药明康德/报道

Azita Saleki-Gerhardt博士

艾伯维 （AbbVie）高级副总裁兼运营总裁

Azita Saleki-Gerhardt博士一直抱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正是这种不断学习的渴望让她从一名从事药物开发的科学家成为艾伯维公司的运营总裁。目前她肩负着与保障艾伯维产品质量和生产相关的多项职责。她掌管着分布在170多个国家，由3万9千多个供应商组成的供应网络。回顾她自己在雅培(Abbott Laboratories)的工作经历，她认为勇于挑战自己，探索自己熟悉的领域以外的机会是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于伊朗，Azita Saleki-Gerhardt博士在1983年移居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获得药物研发的博士学位。1993年她开始在雅培公司工作，从事药物研发。但是很快她的好奇心让她对科学家与商业人员之间的交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两类人在公司里似乎在说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她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帮助他们交流的桥梁。

在这方面的探索让她有机会从事流程开发和工程(Process Development and Engineering) 方面的工作，这又为她“转行”参与支持国际生产运营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机会。而后她成为质量保障负责人。在雅培公司内部对不同工作的尝试为她从科学家向商业人士的转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艾伯维从雅培公司中独立出来时，她成为新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兼运营总裁。

如今，作为一个拥有24年工作经验的过来人，Azita Saleki-Gerhardt博士鼓励其它女性选择那些很少被走过的道路。她说：“作为一个女性科学家，我深知女性可以成为很好的科学家，但是我们通常缺乏管理和领导经验。有时候，我们对自己能够申请什么样的工作做出了假定。我认为我们必须敢于突破自己，跳出自己熟悉的领域。”

Jane Osbourn 博士

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MedImmune, BioSuperiors研发副总裁，英国剑桥研发基地负责人

Jane Osbourn博士投身生物制药行业的原因有两个：对科学的热忱和改变患者生活的渴望。这使她在1993年决定加入当时的剑桥抗体技术中心(Cambridge Antibody Technology Centre, CAT)。20多年来，她参与过数十个药物开发项目，在抗体工程(Antibody Engineering)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虽然如今CAT已经成为MedImmune的一部分，Osbourn博士经手的研发项目也比当初广泛和多样了许多，但是她仍然不忘初心。

Osbourn博士很小的时候就对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爱好解决问题和了解世界运作的原理。因此，她很自然地选择了在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学士学位，并且在约翰内斯研究所(John Innes Institute) 获得了植物病毒学的博士学位。当时，分子生物学正在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Osbourn博士对它非常感兴趣，并在接受博士后培训之后加入了CAT，开发分子生物学技术来构建高质量的抗体。这项技术后来被用于开发世界上最畅销的药物之一Humira。

CAT在2006年被阿斯利康收购，并在2007年与MedImmune合并。Osbourn博士20多年来虽然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但是她担负的职责已经变化过很多次。对Osbourn博士来说，多年的药物研发经历让她认识到科学虽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科学可以转化成为改变患者生活的疗法。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当时Humira 刚刚上市不久。有一次我们与一位患者见面，她告诉我们这一疗法给她带来的裨益，”她回忆道：“那一刻所有在屋子里的人都在想，我们真的能够给患者的生活带来改变！”

“我们都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提醒自己每天为什么来上班。”她说。

Vicki Goodman博士

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 BMS）副总裁兼Opdivo/Yervoy开发负责人

翻开Vicki Goodman博士的药物研发履历，你会发现很多肿瘤学中赫赫有名的药物名，其中包括治疗黑色素瘤 (Melanoma) 的Tafinlar和Mekinist，以及赫赫有名的突破性肿瘤免疫疗法 Opdivo。不过Goodman博士并没有时间沉浸在过去的成功中，如今她在忙于开发Opdivo与另一种免疫疗法Yervoy构成的组合疗法。在她的领导下，Opdivo和Yervoy构成的组合疗法获得了美国和欧洲监管机构的批准成为第一款治疗黑色素瘤的免疫组合疗法。

Goodman博士对肿瘤的兴趣源于肿瘤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它坚定了我转向肿瘤学并且最终主攻开发创新疗法的决心，”她说：“我希望能够帮助患者群体，而不仅是一两名患者。”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完成医学教育之后，Goodman博士在FDA任职。在FDA的经历让她了解到药物批准的过程，为她在生物制药行业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随后，她加入了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 GSK), 参与了Tafinlar, Mekinist,Votrient等药物的研发。2015年，她加入BMS，主攻最前沿的肿瘤免疫领域。

在男性占主导位置的领域工作了多年，Goodman博士觉察到近年来，制药公司变得更愿意雇佣和提拔女性。 “而不是只在口头上说说，”她说。她认为比政策改变更重要的是公司文化上从高层往下全面的转变。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把用在工作中的规划技能也用在维持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上。她特别安排工作日程让自己能够在大多数时候回家吃晚饭。“有的时候我们过于沉浸于重要工作中，无法及时把自己从工作中解脱出来，”她说：“我认为对于那些追求事业的女性，你需要刻意规划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

Daphne Koller博士，

Calico Labs, 首席计算官 (Chief Computing Officer)

虽然Daphne Koller博士担任Calico Labs首席计算官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她决心组建一个团队，通过机器学习分析大量的医疗健康数据，并且改变人们对衰老和疾病的看法。

Koller博士在12岁时就是一名程序员了。17岁时她在高中毕业同时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的学士学位。1993年，她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并且在1995年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最初，她的工作重点在于核心算法，这是计算机科学中偏理论方面的东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能够对真实世界产生影响的工作越来越感兴趣。

Calico给予了她一个不可多得的将学术研究与真实世界结合起来的好机会。“Calico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进行最尖端的突破性研究，同时又可以将它进一步开发，对患者的生活产生真实的影响，”她说。在Calico，她不满足于使用已有的机器学习技术来处理生物数据，而是希望用“全新的思考方式”开发创新机器学习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健康。

对于那些职业生涯刚刚起步的年轻女性，Koller博士给予她们三个建议：与爱人在工作和家庭职责方面达成共识；不要怕花钱雇人来干些杂事，那样你可以把更多时间放在你关注的事情上；最重要的是“愿意站出来，坐到桌前，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

Rachel Haurwitz博士，

Caribou Biosciences, 首席执行官

不是每个从研究生院出来的学生都能够成为一个新兴公司的CEO，但是这恰恰是26岁的Rachel Haurwitz博士在Caribou Biosciences的职位。自从Haurwitz博士与她的同事在2011年创建Caribou，这位年轻的CEO为这家本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筹集了上千万的风投资金。作为在CRISPR-Cas9基因编辑领域的重要一员，Caribou的目标是将基因编辑技术转化为能够直接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商业产品。

自从在中学时跟家人一起参观了一家海洋生物实验室，Haurwitz博士就对科学“着了迷”。在哈佛大学获取了生物学学士学位后，她在伯克利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CRISPR-Cas9学者Jennifer Doudna教授。

她与Doudna教授和其它同事共同创建了Caribou公司。“非常感激我的共同创始人给予我这个机会来领导和构建这个公司，”她说：“他们在我身上大赌了一把，把这么重要的机会托付在一个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初次创业者手上。”

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业者，Haurwitz博士认为年轻人的冲劲和无畏是帮助她成长的重要原因。在日常工作中，她的领导方式是听多于说，给予团队中每个人“需要的手段和空间让他们都能够在组织中茁壮成长。”

Aarti Shah博士

礼来（Eli Lilly），首席信息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Aarti Shah博士现在是跨国药企礼来的高级副总裁兼首席信息官，她在礼来度过了长达22年的整个职业生涯，就任过两大洲9个不同的职位。她参与过药物研发、申请审批、生物信息识别和分析、以及领导一个全球团队支持药物从发现到上市的过程。今年早些时候，她进入了C级别的管理层团队，领导整个公司的IT部门。

对于礼来这样的公司，首席信息官不只负责提供IT支持。Shah博士需要在公司内建立起跨部门的合作关系，比如对于药物研发来说，她需要整合科学家、统计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努力；对于商业运作来说，她则需要联合市场分析、销售、信息技术甚至数码市场的雇员。只有这样，各部门之间的交流才更容易带来创新。

Aarti Shah博士出生于印度，在印度上了大学并获得了数学和统计学硕士的学位，随后来到美国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Riverside分校获得了统计学博士的学位。她一开始作为生物统计学家加入了礼来，参与了更年期骨质疏松药物Evista的研发过程。她一直来礼来工作，直到最近被提升为首席信息官。

Shah博士说：“我还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信息技术并不仅仅包括IT部门。公司里有传统的IT部门以极高的效率架构基础设施，还有创新的IT部门。对于任何一个药物来说，超过药物本身的信息和数据都非常重要。”

Charlotte Hubbert博士

盖茨基金会，风投合伙人

Charlotte Hubbert博士现在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风投部门的合伙人。2008年当Hubbert博士还在华盛顿大学进行关于干细胞的博士后研究时，她与风险投资还没有什么关系。而现在，她不仅深深地投入了风投行业，还率领着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进入风投领域。

当Hubbert博士在2014年加入盖茨基金会的时候，基金会刚刚开始尝试从研究资金奖励模式转向风险投资模式，她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确立了基金会的投资方向。传统上的投资都以市场为导向，而忽略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需求。而盖茨基金会更关注那些能够给发展中国家缺乏关注的疾病带来新药的公司。其中一个例子是Lodo Therapeutics，盖茨基金会和艾伯维、礼来、强生、辉瑞一起投资了这家公司。Lodo致力于从自然界中寻找天然药物来治疗细菌感染导致的疾病，包括在发展中国家更多见的结核病。

Charlotte Hubbert博士在杜克大学获得了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随后前往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2009年时她加入了西雅图的一家生物技术行业加速器，迈出了从博士到风投的第一步。2013年她加入了H.I.G. BioVentures，一年后加入了盖茨基金会，并在两年内成为了合伙人。

就风险投资而言，她说：“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不想拖公司的后腿，我们需要像合作者一样鼓励和支持公司的发展。有了丰富的想法才能解决问题，这能带来伟大的产品，以及更好的回报。”

Deborah Waterhouse女士

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主管基础保健的高级副总裁

Deborah Waterhouse女士在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已经工作了20多年了，她在销售、市场、以及研发部门的多个岗位供职，她曾是公司史上最畅销的药物之一，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的Advair的全球商业策略主管。现在，作为高级副总裁，她主管葛兰素史克公司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领域——呼吸疾病。她与客户和患者一起度过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在不被许多分析师看好的情况下，她成功地带领了呼吸疾病部门在过去几个季度逆转了销售下滑的状况，新一代的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哮喘药物已经填补了Advair留下的空白。

在这些工作之外，Waterhouse女士还积极参与葛兰素史克的女性领导倡议，与许多女性员工分享她的职业和个人经历。她在公司以外的女性组织中也非常活跃，包括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提倡男女同工同酬，以及在英国帮助女性建立职业网络。

Deborah Waterhouse女士的职业经历医药行业的女性中可谓独树一帜。在利物浦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和历史专业的学士学位后，她在汽车行业从事了多年市场和销售工作。正当她觉得汽车业不能满足自己的时候，一个猎头向她提供了一份葛兰素史克的工作。她从最基础的销售人员做起，做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销售主管，美国疫苗部门的主管，直到成为主管基础保健的高级副总裁。

她认为如何在工作和家庭间找到平衡点非常重要：“许多人都认为当一个女性做到高管时，要么你没有丈夫和家庭，要么你就以工作为生活的全部而不管家庭。我认为这大错特错。” 葛兰素史克在男女平等方面一直走在行业的前列，最近刚成为第一家任命一位女性——Emma Walmsley女士为CEO的大型药企。Waterhouse女士说：“我们系统性的保证女性员工获得同样的机会，我们的管理层有很多女性。我为我们所做的感到骄傲，并因为自己是其中一部分而感到自豪。”

Farah Champsi女士

InterWest Partners，董事总经理

Farah Champsi女士在生物制药投资领域工作了30年了，凭借对科学的好奇心和对创新的敏锐眼光，她已经帮助数十名科学家和创新者实现梦想，将他们的一个想法做成一个药物，直到上市或者被收购。

在去年加入InterWest Partners之前，Champsi女士在Alta Partners带领投资团队达15年之久，并仍在继续管理Alta的一些投资项目。在Alta，她投资的项目包括后来被Astellas收购的Agensys，被Jazz Pharmaceuticals收购的Orphan Medical，以及被辉瑞收购的Esperion和Excaliard。她现在还是Kite Pharma的董事会成员，Kite在炙手可热的CAR-T疗法领域是领头羊，其在研新药KTE-C19有望在今年成为首个获批的CAR-T疗法。Alta是Kite创立之初的唯一一个风险投资者，正是Champsi女士说服了Kite的创建者让Alta来投资。

在加入Alta之前，Champsi女士在Robertson Stephens & Company的投行部门工作，她建立了上世纪90年代华尔街最成功的生命科学投行之一。Champsi女士从Smith College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并拥有斯坦福大学的MBA学位。

Champsi女士现在的同事，InterWest Partners的主要合伙人Arnold Ornosky评价说：“当谈论到一个新公司的科学想法时，她不比任何人差，甚至在很多时候，她更厉害。在生物科技之外，她还是一个体育迷，她自己还经常打篮球。”

Susan Shiff博士

默沙东，高级副总裁

当Susan Shiff博士在2014年加盟默沙东的时候，她接过了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证明公司研发的药物所带来的价值。这就是默沙东新成立的观察和实时证据中心和主管Shiff博士的任务。她需要联合默沙东内部的多个部门来研究和分析药物的销售和使用数据，同时与保险公司等机构合作，来说明药物对患者的价值。

Shiff博士的部门已经在分析现实数据上迈出了一大步，去年6月，默沙东发布一个基于58项研究的报告，说明了公司针对人乳头瘤病毒（HPV）的疫苗Gardasil显著地减少了生殖器疣和宫颈癌的发病率，在某些市场，疫苗上市一年之内就带来了明显的收益。

在加入默沙东之前，Susan Shiff博士在梯瓦、辉瑞、罗氏等多个跨国药企工作过，有着丰富的健康经济学方面的经验。她拥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流行病学博士学位和康奈尔大学的MBA学位。

Shiff博士说：“当我开始在这一行工作时，我们需要等到患者去配药时才能获得真正的数据。而现在，随着电子医疗记录的普及，我们能获得的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长。我们需要帮助整个医疗健康行业了解我们的药物和疫苗如何在现实世界中被使用，医生如何开处方，患者如何用药，我们需要向整个社会展示药物带来的价值。”

Julia Owens博士

Millendo Therapeutics首席执行官

Millendo在Owens博士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一家专业医药公司。由于公司业务拓展，Owens的公司从Atterocor改为Millendo。Atterocor是2012年从密歇根大学独立出来的公司，研究一种用于治疗肾上腺癌的实验室化合物ATR-101，目前该研究处于2期临床试验阶段。

今年1月份，Owens博士不仅帮助Millendo获得了AstraZeneca公司的一项多囊卵巢综合征候选药物的独家许可，还成功筹得6200万美金B轮融资——这是密歇根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对制药公司的风险投资。这笔融资将用于一系列新的研究，包括ATR-101的2期临床试验和多囊卵巢综合征授权药物MLE4901的下一轮试验。

在2012年加入Millendo之前，Owens博士在生物制药公司Lycera做发展和战略工作。她曾经负责过QuatRx Pharmaceuticals公司的业务发展，并曾在Tularik公司的业务发展部门工作过。她拥有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学士学位。

作为一名生物技术行业出色的女性领导者，Owens博士认为性别多样化对行业发展是很重要的。目前，Millendo有60%的董事会成员为女性，除了Owens以外还包括刚刚从独立董事席位转换过来的Carol Gallagher博士和Roche Venture Fund的Tracy Sexton博士。同时，公司的管理层还包括一名女性临床运营副总裁Marianne Plaunt博士。

“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但还是太慢了，特别是在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层面，”Owens博士说：“作为一名女性CEO（在一家拥有60%的女性董事会成员和多数女性员工的公司），我几乎从来不会公然受到歧视，但当我参加投资者会议时，我显然是少数。”

Kristen Williams博士

Pacira Pharmaceuticals首席行政官，总顾问兼秘书长

在2011年Williams博士刚刚加入Pacira的时候，她计划只做一些法律咨询的工作，然后就回家照顾她的三个孩子。但很快她就被Pacira吸引了，她喜欢公司的产品、同事和他们的激情。最后她不仅留了下来，还帮助公司达成了与FDA的互相理解。

2014年9月，当时的FDA认为Pacira的手术止疼药Exparel的缓解疼痛作用未在标签上列出。在仔细研究法规后，Williams博士指出这种标注方法符合FDA关于止疼药用于广泛适应症的指导，其标签也没有对手术类型进行限制。一年多后，FDA重新考虑了其立场。

Williams认为她的一些“女性特质”帮助公司在这场“风波”中走向一个非常微妙的局面。作为一名女性律师，她没有选择强硬的诉讼手段，而是作为一个问题解决者，试图解决双方沟通上的障碍。这也使得公司依旧与FDA保持良好的关系。

除了法律方面，领导层对她在其它方面的“客户服务方法”也印象深刻，所以在总法律顾问兼秘书职位外又任命她为首席行政官，负责监管HR、IT和合规的工作。

Pacira有两名女性董事会成员，Williams博士是管理层的唯一女性。不过整体来说公司有很多女性员工，有女性副总裁、女性工程师和女性科学家。事实上，在研发和制造部门的女性员工都在向世界证明女性在制药行业的机会。Williams博士认为Pacira是一个很开放的公司，她都不需要特别为女性做什么。

Williams博士理解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平衡生活和工作非常不容易，但她也认为企业在如何包容这些方面做得越来越好。“在招聘的时候，找到合适的人选非常困难，”Williams博士说：“但通过增加候选人数量，并留意女性，会增加找到合适人选的机会。”

Carole Nuechterlein博士

罗氏风险基金主管

作为罗氏风险基金自2002年以来的主席，Nuechterlein博士帮助定义了企业生物制药风险投资的整个类别。在她的指导下，该基金已经发展成一个5.12亿美元的常青基金。除了业务发展的工作外，她还将她的工作延伸至律师的工作，专注于并购、研究合作和许可交易。

1994年，罗氏收购了Nuechterlein博士就职的制药公司Syntex，她继续为罗氏工作了三年后开始为一个初创公司做总法律顾问，而在初创公司工作的经验成为她重新加入罗氏的优势。

Nuechterlein博士接手罗氏风险基金后开始推动其在所投资的公司中占据更大的位置。在她任职期间，基金为罕见病初创公司做了几项投资，并积极投入癌症免疫治疗，同时对微生物组和CRISPR基因编辑的发展也有兴趣。而基因治疗和廉价基因组测序的出现是最确定的进步，她期望在未来可以继续得到回报。

随着基金作为企业投资者的作用在发展和加强，该基金不仅在生物制药领域占据了更大的位置，还将共同领导一项融资，其合作伙伴也会以拥有全额投票权的身份担任初创公司董事会成员，而不仅仅是观察员席位。

当Nuechterlein博士刚开始接手基金的时候，她被邀请参加罗氏内的一些介绍性和探索性的会议。所有这些邀请都来自男性，所以她建议女性应该多追求这种非正式的建立关系网的机会，因为这些机会常常很难得。

“生命很短暂，要投资给你喜欢的人，”Nuechterlein博士说：“联合是关键。有很多风险投资基金没有女性参与，或只有一到两位女性在初级职位任职。有时可能只是个意外，而其它公司对女性的尊重更少。我认为现在在投资方面有更多的女性参与。”

Nancy Valente博士

基因泰克公司血液和肿瘤全球产品开发副总裁

在Valente 博士21岁的时候，她从没认真想过自己会在医学领域成就怎样的事业，直到她的父亲因为胰腺癌去世。失去父亲的痛对Valente博士的事业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她想要帮助那些像她父亲一样患严重疾病的患者。

如今，作为基因泰克公司肿瘤和血液团队的关键领导人，她正在自己规划的道路上前行。自从加入公司以来，她不断壮大基因泰克血液团队，帮助构建从抗体药物偶联物到血友病治疗的多样化组合新疗法。她把重点放在团队内部的协作和沟通，这对血液学领域是非常重要的。

Valente博士的团队帮助生产出Rituxan的后续Gazyva和全新的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Venclexta——一种首次进入市场的BCL-2抑制剂，分析师认为它会成为一个爆点。

不过Valente博士认为，她不是唯一一个对基因泰克做出影响的女性高管，有很多是她在初期建立自己的领导风格时效仿的对象。在她早年的职业生涯中，前基因泰克产品开发总裁Susan Desmond-Hellmann博士就曾启发Valente博士关注在患者身上。前基因泰克BioOncology的副总裁Gwen Fyfe博士也曾教导她采取明确的立场，并且要果断。还有罗氏的首席医疗官Sandra Horning博士也曾向Valente博士展示，将专注于科学的敏锐头脑与优秀的领导风格结合，一个人可以影响整个组织。

而Valente博士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女性在科学领域的进步。作为一家非营利性录音棚Women’s Audio Mission的董事会成员，她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组织教育低收入的年轻女性制作音乐，培养她们的“好奇心和自信”，以减少她们对追求事业的恐惧。

“我的女儿在她15岁的时候在那里和她的全女子乐队录制了一张CD，我真的看到通过了解台前和幕后的事情，增加了她作为一名表演者的自信，”Valente说：“重要的是在年轻的时候通过像音乐这样的媒体向女孩们介绍物理和数学。”

Karen Linehan 博士

赛诺菲公司法律事务和法律顾问执行副总裁

Linehan博士自1986年从乔治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从事律师行业，在赛诺菲的工作让她的职业生涯丰富多彩。她从事各个部门的工作，从研发到工业到商业运作、处理子公司事务、担任区域律师、完成许可和并购交易等。

在工作中，Linehan博士最喜欢的部分就是跟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人一起努力。而工作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他们是全球性的：赛诺菲在世界各地经营，受当地法律的监管，不同的边界，不同的法律。

因为这样广泛的兴趣，Linehan博士成为赛诺菲在2009年推出的Diversity Council的创始人之一，并开始执行委员会的几项承诺“以确保女性的发展，特别是与奖金相关的原则。”

不是每个生物制药公司都可以说行政激励薪酬（executive incentive pay）取决于它正在做的工作，即便在很小程度上，以激励女性在公司的进步。赛诺菲有一半的董事是女性，但并不容易。事实上，公司第一个正式的性别平衡机制并没有持续。Linehan博士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高层的承诺，还需要业务部门领导的参与，并真正做出改变。

在Linehan博士小的时候，法律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她曾想当一名历史老师，但她的父亲建议她考虑下法律，这也影响了她后来对大学的选择。从法学院毕业后，Linehan博士加入了纽约一家律所，并最终加入了赛诺菲。

随着在公司内的晋升，Linehan博士感受到公司对工作安排越来越灵活，她就曾看到两个需要照顾孩子的母亲共同做一份工作。Linehan博士认为不管女性还是男性，都不需要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上做唯一选择，因为事业的成功和个人生活的成功同样重要。

“当我们说到平衡的时候，女性常常觉得她们应该做出选择，并因此做出牺牲，”Linehan博士说：“所以我们要继续保持开放，让女性和男性都能在工作中感到舒适。”

参考资料：

[1] Fierce Women in Biopharma 2016

[2] 各大公司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