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我国药品生产、流通、使用三个领域改革方向的顶层设计。
值得注意，《意见》明确了对医药代表的管理，建立医药代表登记备案制度，其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其失信行为记入个人信用记录。
医药代表原本是药企中负责与医院以及药店经销商进行沟通协调的一类工作的统称。这一职业最早由合资药企带入中国，据传，目前国内医药代表的从业人员已经超过300万。
但经过长期的发展，随着药品行业竞争加剧，市场不规范，医药代表的职能逐渐“变味”，成为不择手段卖药的代名词。当然，国内药价虚高的问题由来已久，药价加成在生产、流通、销售的各个环节都应当得到重视和监管，不应该由医药代表独自“背锅”。然而药价中确实有一大块变成了医生的回扣。
但药企如果像以前那样自行推广，在提成回扣的利益驱动越来越监管严格的时候，除了监管部门查处回扣存在的高风险外，其销售效率的低下，成本高企就会日益凸显。
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当没有了回扣做润滑，很多医药营销人员的过度拜访和勤奋会带来反作用，甚至真的是每一天都无比忙碌和用心努力地把自己推向失业，虽然很残酷，却是一个事实。这是为什么呢？
Seth Godlin在其著作《许可营销》描述了一种“打断式”的营销方式，比如说，电视广告总是在节目最关键时刻插播，互联网的弹出广告让人心情烦躁。在信息极度过载的当今社会，这种打断营销方式变得不合时宜，效率也不高。
但越来越多的药企和医药代表扮演了这个“打断者”的角色，不断消耗医生的时间和精力，在回扣高的时候，医生作为一个群体表现了比较强的忍耐力，现在这种忍耐力开始了不断衰竭的趋势！
医生经历“戴维斯三杀”
很多药企已经不能采用原来底价大包的办法让经销商处理回扣问题，而是厂家高开之后只能通过各种办法直接间接转费用，这样由于成本和税收的大幅度上升。根据实地调研多品种采样，平均回扣率已经从原来的20-30%大幅下降至10-18%左右，所以对医生群体来说，相当于经历了一次“戴维斯三杀”：
1、医保强力控费和三级分诊，药品特别是高价药总处方量及处方金额开始下降，而且医院在医疗总费用控制的前提下鼓励或者要求医生多开毛利更高检查和治疗，提高医院的收益。
2、药品价格被各种招标多次议价后终端零售价格大降，导致“回扣价格基数”下台阶，比如原来开给患者50元的药品，现在可能只要38元了。
3、两票制带营改增的强力推行，成本上升，事实上导致“回扣率”再跌去不少。由于有一个月的结算滞后期，从三月份开始，这“三杀”会让大批医生的实际收入至少下降30%以上。
没有回扣，到底如何开展营销？
这对之前多年躺在“带金销售”舒适圈的国内药企形势空前严峻！没有回扣了（或者大幅减少），怎么营销？面对基层广阔市场，如何让有限的医药代表覆盖基层医生？
因此，在合规营销的前提下快速转型是唯一出路！
同时医药代表回归本来的职能是应有之义，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并不是要砸掉300万医药代表的饭碗。而是要加以合规、合理的方式引导，促进医药信息提示的正当传播、促进医疗界的学术交流。
因此，提升医药代表的专业化学术推广能力才是根本，而且现在医生获取资讯，学习社交和参加继续教育越来越向移动端的医生社区转移，用户行为相比前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全国市场来说，比较有实力的药企通常会选择自建营销团队做品牌宣传和地面推广，而中小药企则会选择中小代理商做终端营销。
随着大量社会资本进入基层以及政府力推分级诊疗大力发展基层医疗，基层医疗特别是县域将迎来一个发展的高峰。因此，药企还需要一个能够接触到大量基层医生的医生平台来进行产品的推广。
但是以上两种销售模式都不具备覆盖全地域基层医生的能力，因为基层医生和基层医疗机构分布太碎片化了，而且药代或者医学联络官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也在不断上升。
所以想要做大做强的药企必须借助医生社区的数字营销，与医药代表一起更有效地完成营销与市场推广，这是一个趋势。
因为移动互联技术的进步让专业的医学信息获取更方便，医生也日益倾向于从网络和第三方平台获取信息，在线课程、医学社区和用药知识等。
药企借助线上平台，通过医生CME、学术内容提供、病例收集活动、视频、在线讲座、学术活动等合规方式辅助营销，持续不停进行产品理念，产品独特优势，性价比与患者获益宣传，让医生形成新的认知。线上营销，配合医药代表线下辅助，形成长尾效应，使医生教育和药品信息有效传达到目标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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