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高血压：真是疾病吗？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就高血压者体内存在的病理改变而言，可以说是疾病；但多数高血压者长期并没有不适感觉，常常到发生冠心病或脑卒中的时候才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
而人们对高血压的关注也主要是因为冠心病和脑卒中这样的严重后果，因此高血压在概念上更加接近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危险因素。（编者注：即控制血压并不是直接治高血压，而是为了防止高血压引起冠心病、脑梗的可能而控制血压。）
大量的研究证明，控制血压可以降低25%～30%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所以就人群而言，针对高血压给予治疗肯定是有益的。但要想一想当把降低30％的心脑血管事件危险性的结论用到个体时是什么含义。
降低30%是一个相对概念，从100%降低到70%，是30%的降低，从1%降低到0.7%，也是30%的降低。
就我国40岁以上的高血压人群而言，10年心脑血管事件（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发生率最高约在15%左右。风险降低30%后，也就是100个40岁以上高血压者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在10年内只有4个～5个人因为服用抗高血压药物而避免了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发生。
另外，95个～96个人用不用药结果是一样的。再考虑到高血压治疗药物的副作用和服药的经济负担，作为个人是选择治疗还是不治疗呢？（编者注：欢迎大家把这个文章发给更多人看看，并在底部写留言，发表意见）
02 西方的诊断标准适合中国人吗？
此处还有一个高血压诊断标准的问题。目前国际上通用140/90mmHg为标准，超过此标准就规定要终身服药，这合理吗？
研究表明，舒张压的高度与缺血性心脏病及脑卒中的危险性几乎呈直线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舒张压越高越不好，在保证重要脏器的基本供血前提下舒张压越低越好，中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拐点。
那么，为什么偏偏要把舒张压的治疗标准定在90mmHg，而不是95mmHg或者100mmHg呢？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03 吃降脂药有意义吗？
除了高血压外，已有研究表明高胆固醇血症也与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危险性相关，因而专家认定如果通过限制饮食仍然不能把血液胆固醇水平降为正常者，需要服用降脂药控制。
对此，再来看一组研究，1998年美国空军/德克萨斯冠状动脉硬化预防研究表明，治疗组将平均血胆固醇水平由228mg/dl降到184mg/dl，结果5年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由对照组的5%降到了3%，证明控制血胆固醇水平的临床意义。
但当这样的结果落到个人时，是什么含义呢？就是每100个血脂轻度升高的人服用降脂药，只有2人受益。
如果按此结果推算到终身服药（该研究人群平均58岁，按平均期望寿命82岁计算，持续服药24年），该研究估计，每100个血脂轻度升高者，不降脂治疗会有22人发生心血管事件，降脂治疗会有14人发生，说明78人用不用药都不会发病，14人用不用药都会发病，只有8人会从终身服药中受益，因此属于过度诊断。
基于这项研究，美国将高胆固醇血症的诊断标准由240mg/dl降到200mg/dl，由于血胆固醇水平200mg/dl已经相当接近人群胆固醇分布的平均数，这一小幅度的改变使美国高胆固醇血症患者骤然增加4200万人，40岁以上美国人中有1/4在服用他汀类药物（美国第二大处方药）。
从上述例子中可知，当前针对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实际结果是，只有极少数人从干预中受益，其中有些人反而因副作用而损害健康。
究其原因，当前这些危险因素的“危险性”并不高，针对这样的危险因素进行治疗实在像是在执行“宁可错杀百人，不可错放一人”的做法，效率当然是很低的。问题是谁也无法排除自己是否属于不能“错放”的那个人。
解决方案： 应该做到这四点
面对低概率事件，做出合理决策，力争提高干预措施或筛检的效益。
控制慢性病危险因素时，应首选安全、低成本的有效干预方式与方法。
例如，在控制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中，应该首先强调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低盐低脂饮食、戒烟、多运动、减少精神压力等，这些举措成本低、效果好，应该首先做到，然后才考虑给予药物治疗。
使用药物治疗预防疾病时，应优先在综合危险程度较高的人群使用。
例如，一位65岁的男性和一位35岁的女性，都有同等的轻度血压升高（150/96mmHg）症状，前者吸烟、有高胆固醇血症，后者不吸烟，血脂正常，抛开年龄因素外，10年冠心病绝对危险在前者和后者分别为51%和2.5%显然前者应优先考虑药物干预，而后者应慎重用药。
尽可能寻找特异性更高的危险因素指标，将危险因素限制于“危险”程度更高的人群，以缩小治疗范围。
目前的诊断标准基本上都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国人在生理和病理上可能有所不同，我国有13亿人口，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医疗信息资源，不盲目迷信西方发达国家订立的标准和方法，把我国对危险因素的控制和疾病筛检牢牢地建筑在有效促进公民健康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之上。
来源：《医学与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