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破除行政区划、财政投入、医保支付、人事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壁垒，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
4月14日，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贺胜透露医联体建设“时间表”：2017年，我国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到2020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医联体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医联体政策体系。
各级政府、医院能否打破现有壁垒，按时交出满意答卷？有卫生法专家担心上层雷声大、地方雨点小，毕竟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只有各方都下决心破除关键壁垒，才能推进医联体建设。
时至今日，推行已5年有余的医联体一直被当做是化解“看病难”、推进分级诊疗的主要策略。但是，由于行政管理机制、利益分配格局、医疗机构水平差异等诸多问题，医联体始终是“联体不联心”，大医院仍然人满为患、小医院依旧门可罗雀，医联体的“双向转诊”仍不太通畅。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53个纵向的区域医联体。然而，北京市社科院去年发布的《北京社会发展报告（2015-2016）》显示，从2012年起开始推行区域医联体，在2013-2015年间，北京全市医疗机构门急诊总量不少于6亿人次，通过医联体转诊的仅占门急诊总量的1/3000左右。
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有205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相关工作，占地级以上城市总数的60%以上。2016年，全国各类医联体上转病例近千万例次，同比增长62%；下转260万余例次，同比增长117%。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讲师邓勇看来，这组全国数据显示，医联体制度实施后产生了良好的制度效应，实现了上下级医疗机构之间的联通互动。“尽管同比增长很大，但是又反映出了上转下更为艰难。”
黑龙江铁力市人民医院院长史家明就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这些年双向转诊难以进行，主要是因为三级医院往下转诊动力不足，“这是非常大的门诊收入，如果他们愿意往下转的话，我们非常愿意接，但他们的门诊量立马就会下来。”
有卫生计生系统的相关负责人及北京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向新京报记者坦言，双向转诊更多的是“下转上”，而“上转下”确实不多，这与医保报销制度、下级医院自身的定位及发展水平等都有关系。比如，目前有很多患者在大医院度过急性发病期后，由于缺乏大医院到家之间的过渡机构来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康复照护服务，导致很多患者无奈地选择“赖”在了一床难求的大医院，“上转下”转不动。
作为全国儿科医联体的牵头单位，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也深有感触：“现在我们是单纯的医疗机构对医疗机构，如果地方政府不给予支持，如编制、资金支持，培训再多人才，医院也留不住人。一定要得到各个地方政府的支持，包括人权、物权、财权等。”
2015年，广东省东莞市人民医院与谢岗医院组建的“医联体”试点数月后也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情况。一些派驻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基层医疗设备陈旧，实际难以发挥专家优势。而“医联体”相关人员也坦言，相关配套政策暂未完善，医务人员“联体”难“联心”。
4月8日，北京市启动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完善分级诊疗政策体系，逐步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推进紧密型医联体与专科医联体建设是此次医改的重点任务之一。
北京市卫计委医政处处长路明对媒体表示，今年将重点搭建横向医联体——专科医联体，初步预想是按照国家重点医学专科来设计，如宣武医院、天坛医院承担神外专科；北京妇产医院承担妇产科专科医联体、北京儿童医院承担儿科医联体等，“我们正在和医院落实专科医联体实施方案，横向医联体可能跨区，也可能跨省。”
就在4月15日，中日医院牵头成立北京地区疼痛专科医联体，包括三级医院（北医三院、301医院等作为协作单位）、二级医院（健宫医院、密云区医院等作为合作单位）等在内的近30家医疗机构加入。专科医联体内将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及疑难病例会诊系统等，方便疼痛患者的就诊和转诊。
在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看来，此次北京医改，经济杠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让一部分患者自愿分流到了基层医院。当然，这也需要下级机构能够完善自身的能力，否则上转下难以实现。“北京医改对医联体的推进有一定的作用，但从长远看，关键要优质的医疗资源完全下沉到社区医院，否则不能从源头上彻底改善或推动医联体的建设。”
4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鉴于医联体的转诊实际情况不太理想，将把基层诊疗量占比、双向转诊比例、居民健康改善等指标纳入绩效考核。这被视为对以往医联体“联体不联心”的矫正。
4月14日，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贺胜透露医联体建设“时间表”：2017年，我国全面启动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三级公立医院全部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年底前，综合医改试点省的每个城市以及分级诊疗试点城市至少建成一个有明显成效的医联体。到2020年，全面推进医联体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医联体政策体系。
王贺胜表示，将通过财政投入、医保支付、人事管理等配套政策，调动三级公立医院参与医联体建设的积极性，解决好大医院“舍得放”的问题；通过派遣专家、专科共建等多种措施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解决好基层“接得住”的问题；通过上级医院对签约患者提供优先接诊、检查、住院等服务，畅通术后恢复期、重症稳定期等患者向下转诊通道，解决好患者“愿意去”的问题。通过探索人员流动、分配激励、医保总额付费等机制，解决好政策“要配套”的问题。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讲师邓勇说，此次国家层面发声，出发点很好。但如地方贯彻实施不利，或是变味，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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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罘卫生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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