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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5日，周四，农历四月三十，丁酉鸡年乙巳月壬子日。
导语 对于《聊复集·怪证汇纂》，我们只能将其作为古籍，而不是医书来评定价值。
近日，清朝嘉庆年间御医汪必昌所著《聊复集·怪证汇纂》手稿被发现，其中记有治疗疑难杂症的药方600余个。有专家称，按每个药方价值40万元计算，这个稿本的总价将达到2.16亿元。
其实，御医的医术，通常都不高明；他们的药方，也值不了这么多钱。
对御医而言，活下来，比治好病更重要
虽然御医常被世人视为“医术精湛之名医”，但伴君如伴虎，“独到见解”常等同于自招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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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史》记载：明仁宗朱高炽做太子时，其妃张氏“经期不至者十月”，御医会诊，一致认为张氏有孕，向太子道贺。唯有一位名为盛寅的御医，认为张氏其实无孕，而是有病，并开了一副可能导致堕胎的“禁药”。张氏病情加重，无奈之下要求一试盛寅的药方。朱高炽遂一面命人将盛寅关押，一面令张氏服药；若张氏有发生危险，即将盛寅处以“磔死”酷刑。万幸张氏服药后痊愈，盛寅也保住了一条小命。
并不是每一个御医都有盛寅这种好运。同治皇帝死于天花，太医院院判李德立等，均被“革职戴罪当差”。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等，也全被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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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医疗环境如此，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乐衷于开无风险的补药，而非治病之药；乐衷于用“慢治”卸责，而讳言药到病除）、“从众诊断”（随大流，寄望于法不责众，忌讳发表独立见解）等，遂成为御医们主修的“职业技术”。
宫廷制度，让御医没有精进医术的空间
除性命压力之外，御医在给皇室成员诊治时，还要遵循一系列有违医疗规律、破坏合理医疗计划的规矩。
一、宫中医疗章程，使御医们致力于“既不任功，也不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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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间医生杜钟骏，受人举荐，入宫给光绪帝看病，就很不解地问内务府大臣：“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
——当时，共有6名医生，轮流给光绪帝看病，分别诊断、分别开药，医生们之间互相也不通讯息，任何一名医生都没有办法持续用药。内务府大臣的回答是：“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
这种多人分别诊断、前后不通讯息的“内廷章程”，在某种程度上，乃是针对御医“从众诊断”这一自保之道而设。
但这种规矩有违医疗规律，杜钟骏深感医治光绪无望，又找到工部尚书陆润庠，大发牢骚：“我辈来此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
陆润庠回答：“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
杜钟骏只好“默然而退，以为此来必无成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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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药决策权在“圣裁”；皇帝常爱篡改御医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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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曾按照自己经验，命令更换药方中的若干药材。
薛宝田等给慈禧太后议定药方，呈御览后，慈禧要求将药方中的“续断”改为“当归”。
光绪帝改动药方更为频繁，如曾在御医开的药方中，擅自加上“乳香、紫花地丁、白芷”三味药。光绪不喜欢“杜仲、菟丝子”，“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
久病不愈，令光绪帝对御医极为不满，认为是御医“总因治不得法，病久迁延，致成种种痛楚”，故时常下旨，对御医进行“业务指导”。比如，他要求“尚宜斟酌立方，如生地、元参、菊花、桑叶等清凉养阴之品，每日稍佐二三味，以防浮热时常上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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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御医医术有限，清末太医院计划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现代医学
这些宫廷规矩，一方面制约着御医的医术发挥应有的效应，另一方面也引导御医朝着“揣摩圣裁”的方向“精进”自己的医术。这直接导致御医虽然名为当时医生群体中的佼佼者，但其真实医术水平却始终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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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声芳在康熙、雍正两朝当了30年御医，深得信任。
有人研究了他留下的医案，发现经治疗后病情好转的仅7例，效果不明或恶化的案例要更多。一名正黄旗二等侍卫和一名宫女，都是在经刘声芳治疗后死亡，刘声芳因此受到了罚俸等处置。
后来刘声芳被废黜，也是因为被雍正认为“不用心调治，推诿轻忽，居心巧诈”，没能治好皇帝的病——当时，雍正长期服用丹药，由重金属中毒，引起失眠、记忆衰退、神经质、食欲不振等症状，相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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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自西方传入后，太医院亦着手改革，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1906年，太医院初步制定计划，设立学堂，招收新生，让他们先学“中西参用之医学”，再派到国外深造。
1908年，发生光绪帝驱逐御医事件，鉴于“中国医理相延古法，并非专门科学”，太医院加快了选派留学生的脚步。按太医院的计划，留学生回国后，“本院医务逐加改定，分设中西二科，以冀克收完全效果”。
这一计划没能落实，清朝就灭亡了。
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宫，中国最后一批御医们回归民间，成为普通郎中。此后，这些前御医们及其弟子，鲜少再有给大人物看病的机会。
综上。当不难了解传统“御医”在医术上的真实成色。所谓《聊复集·怪证汇纂》“每个药方价值40万元，稿本总价将达到2.16亿元”，显然更像是一种刻意炒作。将该书作为古籍进行研究是合适的，将其作为医书来评定价值，则非常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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