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成药创新发展的求索者—曹春林教授

Q：曹老师，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学习药学呢？

A：我1938年出生在东北，小时候感染了日本人传播的鼠疫，幸存下来后就立志学医。长大后我了解到学药会学一部分医学知识，可以研究治病的物质，以后参与研究工作的机会多。而且我化学学得好，高考时就填报了沈阳药学院，就走上了药学道路。

Q：在您求学的过程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呢？

A：在沈阳药学院有不少老师说过很多有益的话，而朱廷儒教授和顾学裘教授二位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良师。朱教授教药物化学，我利用课余时间去他的实验室帮硕士生做课题，跟着硕士生一起听朱教授讲如何选题、如何设计和怎么做实验记录，基本掌握了科研思路与方法。顾教授教药剂学，他让学生帮着做文献卡片。我帮顾教授做卡片的过程中也养成了这个习惯，对于后来编书很有帮助，《中药制剂汇编》这本书，就是完全按照顾老师教的方法来做的。还有就是当时流行“小先生运动”，就是课代表在老师的指导下备课，代替老师给其他同学讲实验。我作为化学实验课的“小先生”，负责了从无机化学到药物化学各科的实验课。我念大学得到的结论是在其他学科学好的基础之上，主要是学好化学。

Q：是何机缘，使您转战到了中药领域呢？

A：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北京中医学院，由学西药转为搞中药完全是听从党的安排，一开始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后来认可了中医药能治病，才逐渐转变思想，才算是安下心来研究中药。

Q：面对不熟悉的中医药，您又是如何解决困境的呢？

A：最开始是参加学校的“西学中”研讨班，我们少数年轻教员跟着第一届学生回炉，学习四大经典。说实话，那时候我还不安心于搞中药，中医药理论并没有学好。后来我去药厂劳动、到临床上给老大夫抄方，才逐渐踏下心来搞中药。70年代末，我在药厂任技术总负责。三个医院三十多位老中医开了二三百个协定处方，都是临床成熟有疗效的方子，我把这些编成处方集留在了药厂。这是我进一步学习中医、熟悉中药的绝佳机会。

Q：“清开灵注射液”不仅仅是我校代表性的科研成果，更是当今世界中药注射剂的里程碑。被誉为“清开灵”之父的您能给我们讲讲其背后的故事么？

A：研制清开灵之前，在安国药厂“备战”时，我研制成功了地锦草止血注射液，这样对注射剂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础。其实，清开灵这个课题最初是安国药厂刘总技师提起来的。从安国回学校后，我就边教学边做科研。清开灵注射液以安宫牛黄丸为方底，药味稍有变化，应用了“依证随方确认有效成分”的方法，把清热解毒部分制成1号，把芳香开窍部分制成2号。学校药厂报批新药时把2号给遗漏了，这是历史的遗憾。我在2005年将清开灵1号和2号药味精选，工艺经过精制，质量标准经过提升，研制成“精合清开灵”。

Q：您能在科研方面对中药专业的学生给予一些建议么？

A：但凡搞科研，必须是选好题、设好计、做好记录，课题的关键是选题和设计，题选不好、设计不好都出不了好论文。比如制剂，要搞品种，要搞新中成药，首先选中医名方。像我选的安宫牛黄丸和四逆汤都是重要的名方。现在常用名方不过三四百个，《中医方剂大辞典》里一共收了9万首方剂，我都翻过了，大约有1000左右个名方。这1000个名方，有人研究的也就100种左右，那剩下的几代人也搞不完啊。此外，学药剂的，自己能拟方是一个基本功。拟方的原则是宁少一味，不多一味。不要像现在一些中医临床开药似的开大方子。为什么现在没几个中医的方子能开发成新的中成药呢？因为方子开的乱，总结不出来规律。  

Q：能否请您从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实践经验中，给予后辈一些指导？

A：首先，学习中药传统里面宝贵的经验。比如土鳖虫，本草学记载需要“熬”，说明土鳖虫的有效成分耐热能“熬”。这一个字经过研究分析也得到了验证。中药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此外，搞中药研究重要的是要有中医药特色。研究生要学，学西药出身的教师也要学。中药特色就是中药药性，像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毒性、药物禁忌、剂量等等。学中药的，对于中药药性应该是有的掌握、有的熟悉、有的了解。我认为，研究中药药剂的要熟悉掌握大部分药味的药性。对于常用四百味中药的功能主治应该能够熟练掌握，这样才能够看到方子就知道是治什么病的。医生诊断出什么病，研究中药药剂的就能开出药方，研究中药的能见证开方才是全面的。

曹教授年逾古稀，仍心系中药教育的发展，欣然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在与曹老师的交流过程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严谨务实、肯于钻研的精神以及对中药新一辈力量殷切的期望，愿我们这些后辈不负期望、砥砺前行。

文字│刘葭

摄影│曹燕凤

排版│琳琳 嘉琪 廖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