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科学的生物技术定义，安进是当之无愧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在接受39健康网专访时，安进亚洲研发中心负责人张明强博士颇为自豪的表示，“作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研发领导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安进亚洲研发中心将长期致力于本土化研究及新药的引入工作，使中国患者获益，同时加强与中国科研院所、医疗机构、CRO行业的密切合作，积极推动中国医疗机构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为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作出贡献。”
安进亚洲研发中心负责人张明强博士
作为经济发展最为迅猛、人口最为庞大的单一市场，中国是安进除美国和欧洲之外最大的目标市场之一，位于上海张江的安进亚洲研发中心也是安进全球7大研发中心中，除美国本土研发中心以外，唯一具备完整研发功能链的研发中心，能够承担从新药发现研究到医学和临床新药开发，以及对外研发、商务合作等众多功能。
自2012年国际化目标确定，2013年同上海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正式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并开始正式运转，短短数年之间，安进亚洲研发中心在上海已建成面积达2500多平米的符合安进全球标准的新一代生物医药研发实验室，拥有科研设备300余套，拥有90余位科学家，80%以上为博士学历，100%为硕士及以上学历。
最新数据显示，安进年销售额达到230亿美元，市值超过1220亿，作为当之无愧的生物医药龙头企业，安进亚洲研发中心定位如何？策略如何？哪些工作又值得我们铭记？研发领域的‘老法师‘张明强博士又对于中国医药研发有着什么样的独到见解？
6月14日，安进中国研发日活动在位于张江的安进亚洲研发中心举办，中科院、上科大等众多知名医药研发专家出席，上海科协主席陈凯先院士、上科大常务副校长印杰、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张江管理局副局长、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付军等到会并致辞。活动间隙，作为安进亚洲研发中心的创建者之一与主要领导者，张明强博士接受了39健康网的专访，就安进中国研发成果及研发策略展开深入探讨，以下为部分采访实录。
走入安进亚洲研发中心，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是，无论是实验室，还是办公区域，都透露出一股浓浓的“新意”，而这种新意用安进亚洲研发中心工作人员的话来说，叫做“Next Generation”。
作为这一思想指导的直接产物，开放式办公理念随处可见，无论是实验室还是办公区域，任何一位研发人员都没有固定工位，就连实验设备也没有专属团队标签，而是多个研究小组及项目共用设备与实验室空间，操作台之间可以随意组合，办公人员亦可以选择自己喜爱的办公区域与办公方式，或坐，或躺，或站，随心所欲。
仅有的两三个会议室亦可自动探测人员出入，5分钟内无人使用自动熄灭灯光节能…………就连“老大”张明强博士也只有在贵宾来访，或者接受专访之时，也得提前申请一间会议室，以作临时“办公室”之用。
“我们鼓励每一位研发人员摆脱固定工位的限制，自由交流，在开放的空间内积极讨论，”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自由方能激发创意。”
与“Next Generation”相映成趣的还有张明强独特的“工具箱”理论。
“安进的研发原则是‘生物学先行’，即在人身体上取得靶标之后，根据靶标倒推对应的解决方案，无论最终有效的是大分子、小分子，还是抗体、双抗，”张明强透露，“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有许许多多的研发工具，打破部门设置中的组织架构束缚，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以疗效为中心，避免唯工具论。”
作为研发起家的生物医药巨头，安进对于研发从不吝啬，2016年230亿美金的全球总收入中，有38亿砸到了研发领域，研发占比达到16.5%，在生物医药企业中名列前茅。重金投入之下，安进亚洲研发中心又有哪些成果可傲视群雄呢？
“安进亚洲研发中心的核心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将安进的创新药物引入中国，另一个是进行特色新药研发，以G-蛋白偶联受体（GPCR）为靶标的新药研发为主要目标，”张明强表示，“安进总部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安进亚洲研发中心则有着专注的研发理念及本土化的研究成果，两者互通有无。在安进中国与中国心血管病中心关于家族性高血脂症的研究中发现，中西方不同人群中导致高血脂的基因突变位置存在不同，足以彰显本土化研究的价值。”
自2013年与上海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正式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起，关于G-蛋白偶联受体（GPCR）的研究就是张明强领导下的安进中国研发中心的核心工作之一。
作为全球33%新上市药物的靶标，G-蛋白偶联受体（GPCR）一直是药物研发热点，也是超级难点。人体826个G蛋白偶联受体中仅有4%被成功作为靶点开发出药物，其余的96%要么无法明确其功能，或者明确其功能而无法找到特异性药物，想要找出800多个G蛋白偶联受体的秘密，仅靠安进一家，必然道阻且长。
“幸运的是，我们周边拥有上海光源、上科大、中科院上海蛋白质中心、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一系列科研机构，同时上海有着中国顶级的医疗资源配置，及众多高水准的CRO企业集群，人才云集，形成了良好的聚集效应，为我们与科研机构、医学院校、CRO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打下坚实基础，也是GPCR联盟得以诞生的重要因素。”张明强说。
历经数年奋战，2017年，安进亚洲研发中心通过与上海科技大学合作，在全球首次解析了APJ受体的三维结构，而APJ受体正是属于跨膜蛋白G-蛋白偶联受体（GPCR）家族中的一员。此次突破为心血管疾病新药设计和先导物优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基础，其研究成果也已发表在5月18日的Cell子刊《结构》杂志上。
而在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方面，安进亚洲研发中心也取得巨大成就。
“关于PCSK9的结果实验数据不仅是全球第一，而且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参加过的人数最多的抗体药物全球临床试验，其27000余人的全球总样本数创下历史之最，而且来自中国的患者人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021余人，相比以往两三百人参加的所谓的‘大型’临床试验有了质的飞跃，”张明强颇为自豪的表示。
张明强认为，此次中国1021余位患者参加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不仅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数据的获得与参与，更重要的是，这次合作也标志着中国的临床机构开始在国际上最为重大的临床试验中争取到话语权：“没有中国病人的循证医学数据，你就永远只能拿国外的数据来推测‘国外的病人接受治疗后心血管事件降低了多少，我们有可能也这么多’，只有亲自参与，方能底气十足。”
目前，PCSK9抑制剂三期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结束，处于整理资料申报阶段，一旦获批，新药入华时间将再次加速，且作为原创靶标，其未来药物研发潜力无限。
此外，从2015年起，安进亚洲研发中心就获人保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年间，已有7名博士后进站工作；而专项设立的安进中国博士后奖学金也已有4年的历史，培养了蛋白结构学、细胞凋亡等多个领域内的14名博士，施一公、王晓东等著名科学家的子弟都曾是安进亚洲科研中心资助的博士后，部分毕业人才已成为教授或者药企研发骨干力量，成为各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提及近年来CFDA频频发布的关于早期临床试验开放的利好政策，张明强博士对此表示赞赏。
从2015年开始，CFDA一系列改革措施明确表示，不仅允许境外未上市药物来华开展临床试验，鼓励国内机构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且允许跨国巨头使用符合要求的国际多中心试验数据进行申报。2016年、2017年的一系列政策再次对中国医疗机构参加国际多中心临床给予了鼓励。
他表示，临床试验尤其是国际多中心参与的早期临床试验是我国药物研发领域的相对薄弱环节，在历经二十余年的研发投入后，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然而在转化医学上距离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每一期的CNS杂志上都能够看到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并且水平不低，但顶尖的医学杂志，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身影。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临床前研究与早期临床研究的巨大差异。”张明强说。
在他看来，相较于以往必须在2期之后才能进入中国，如今新的审批制度允许中国的临床试验中心在更早期参与跨国药企研发，对于胃癌、肝癌、乙肝等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疾病而言，不仅能够制定更贴近患者需求的研发策略，也能够加速上市速度。
与此同时，针对早期临床试验的一系列的开放政策相当于打开了中国的研发大门，“引狼入室”，倒逼以“追随者”自居的国内研发机构或企业，改变研发靶标多为国外已被临床验证的，通过快速审批途径上市或者做成me-too药物的现状，中国的研究者有望与跨国巨头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与狼共舞”。
“如果仅仅将临床试验看做新药注册必经之路未免太简单，”张明强博士说，“尽管早期临床试验失败率高，但针对失败原因及过程的分析价值巨大，只有洞悉无数次失败的真正原因，才能够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
他以自己研究过的组胺2受体为例，最终的临床应用药物——组胺2受体拮抗剂用于治疗胃溃疡，但一系列研究令他困惑，组胺2受体在心脏上也有很多表达，为什么组胺2受体拮抗剂不会引发心血管副作用？
“没有早期、深入的临床研究，没有针对无数次失败原因的深入剖析，是不可能对人体生物学有更深入的了解。”张明强说，“中国新药研发短板就在于临床试验做的太少，对于临床试验的理解深度不够，很难有原创靶标，大部分依然停留在模仿上，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首创’。”
自2015年起，关于生物仿制药的争论在中国战火日隆，多家跨国巨头为了生物仿制药在FDA及法律层面展开恶战，作为全球领先的生物医药巨头，在手握众多独家靶标与技术“know-how”的同时，也必然成为竞争者的靶标，安进又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呢？
张明强认为，仿制药在市场及治疗中均有重要地位，但原研产品必须得到保护，通过药品本身的专利保护，以及数据的保护，安进构建起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同时，安进有全世界最为强大的人类基因研究能力以及抗体的产业化生产能力，能够以“吨”级供应市场，且其生产的生物类似物也被FDA认定为“高度类似”。
对于中国新药研发的未来，张明强认为，近年来中国新药研究取得了爆发式增长，但由于基数较低，在全球影响力依然十分薄弱，在CFDA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引领下，中国的新药研发在近几年仍然将保持高速增长，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是中国新药真正走上世界舞台质变的时刻。
对于生物医药未来的研发热点，张明强博士也有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罕见病与死亡人数较高的疾病会是追踪热点，如肿瘤、心血管，以及各类罕见疾病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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