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刘震云在北大演讲时提出“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这一观点引发关注与共鸣。共鸣的产生说明，虽然中国目前缺少这样的“笨人”，但不少人内心其实有这种崇敬和向往，即崇敬那些抱朴守拙、专注做事的“笨人”；也向往自己能够成为摆脱名利得失、真真实实活出自己的“笨人”。
整整一百年前，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曾对德国大学生做过一场演讲，演讲的题目为《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篇演讲指出的学术研究的终极境界，一直被立志做学问的人奉为金科玉律。韦伯讲了当时德国和美国的一些基本情况，与现今中国科研工作者面临的窘境何其相似：刚刚进入学术界的新人在很长一段时间要过着职业生涯不稳定，薪水不高，压力巨大，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科研的状态。更令人沮丧或不平的是，你可能会看到，有些人纯粹是因为运气好，有些人没有什么才华却混得很开，而你呢，可能明年就被赶走了。总而言之，这就是一个看上去性价比不怎么样的职业选择。
在这种环境下，怀揣学术理想的年轻人靠什么才能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于是，种种求生存的模式开始出现：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创新性，却还去申请项目；明明这个项目做的很简单，却被吹嘘得高大上；明明写的论文毫无价值，却还为自己中稿而高兴……这些都可以视为对于所处学术环境下趋利避害的“聪明”选择，但这些选择无论是对个人成长还是国家发展而言都是一种悲哀。
韦伯认为做学问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把学术当成职业和饭碗，学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谋生的工具、成功的阶梯、实现功名利禄的通道；而另一种则是把学术当成志业，把整个人的生命意义寄托在学问上。这种学者明白自己要走的是一条坎坷的道路，但还是愿意全心全意地专注于学术钻研并乐在其中。韦伯认为，一个学者只有达到这种状态，他才有人格可言。这里的“人格”不是我们讲平常的人格魅力，而是指当一个人已经确定了某一个目标，他整个人就非常稳定地、恒久地按照他所选取的价值和目标而前进。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真正作出非凡贡献的科学家往往也是后者。
在此，我无意臧否前者是非，这只是一种价值选择，而且这种价值选择很大程度上是由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状、制度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当社会处于高速发展中，资源又不均衡，依靠评比分级分类来决定项目和经费的管理模式就成了通用法则。为了迎合各类评比，短平快的成果成为大家追逐的目标，而那些需要多年积累、深入研究的问题则少人问津，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这种缺少灵魂的价值取向成就了整个社会的浮躁和功利，也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大量的智慧被用在想花招、找捷径上，无数的时间被用在一遍遍重复性研究中，不惜铤而走险蒙蔽作假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发生在10年前的“汉芯一号”造假事件，就是一个在利益驱动下妄想一夜造好罗马城的绝佳实例。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深层此探讨的问题，是一个需要整个意识觉醒、社会体制变革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
我相信，中国是有这样一群人的，他们虽感身不由己，但心中膜拜甚至践行着质朴与执着。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就是这样的人。刚刚进入大学，在每个人都跃跃欲试意图抓住所谓机会、活出光耀人生时，他却只对植物分类情有独钟。他享受和植物一起工作，享受发现和认识它们的乐趣，而不在意外界的价值评判。现在，他是一位在植物分类学界颇有建树的教授，他的课入选了国家精品课程公开课。他很像韦伯所说的受到“召唤”的那类人。这是一种天启般的召唤，仿佛他此生就是为这个科学领域而来的。按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只要具备一定的“天时、地利、人和”，人人都有成为天才的可能。由此，社会要做的就是为那些受到“召唤”的人营造更好的生长环境，同时“召唤”那些潜在的天才做其所愿。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理想状态，是一个需要漫长时间来积累的系统工程。那么现在，我们这些处于转型期的学术人要如何自处？我只想说，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只是请你想象一下，当你退休的那一刻，你收获的是辉煌的履历表，还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喜悦和满足；是结束了一个营生，只剩下曾经做过什么、当过什么，还是开启了另一段旅程，依然保有钻研的好奇和兴趣；是活成了一个名声的标签，还是成为一个有灵魂有追求的人？哪一个对你更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当然，从更乐观的角度来说，做后一种选择并非意味着从此与名利无缘，相反也可能二者兼得，不同只是在于你做学问的关注点在哪里。关注点决定了做学问的格局，而格局又决定了学术之路究竟能走多远。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就曾经再三叮嘱他的学生，成功可遇不可求，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物，是一个人无意识地投身于某一伟大的事业时产生的衍生品，或者是为他人奉献的副产品，因此，要一切服从良心，并用知识去实现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时下似乎很流行这句话。然而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知道与做到的距离。如果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你还是愿意走上学术道路，请记得有一种境界，虽寂寞清冷，但仍值得去向往与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