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丨中医药法实施，“土郎中”转正，争议十三年

注：本文共4000字，为南方周末记者实地采访记录，内容干货，适仔细查阅。

湖北恩施的一位民间医生在为病人抓中药。早在1990年代，山西运城就开始给民间中医颁证。 

41度的天似火烧，诊所却连电扇都没开。患者清一色的长衫长裤——怕风、怕寒，这是“产后风”患者的共性。

上午11点，送走最后一个病人，张泽民走进了屋。提起自己攻克的疑难杂症，他总离不开“调理阴阳”。

“这是祖传秘方的核心思想。”张泽民解释。张家祖上以治妇科病为生，曾当过明朝吏部医官，传到张泽民，已是第19代。12岁，他就能熟背中医经典《汤头歌》；15岁就随父亲看诊。祖传秘方没有书面记载，全靠父亲口传心授。一个方子摩挲百十遍，直到30岁才渐觉入了门。

这正是民间中医的普遍写照：没有现代医学的专业背景，没有经过全国通行的医师执业考试，凭着祖传医术和经验摸索行医，与现代医学背道而驰。

和张泽民一样，运城解氏中医烧伤外科医院院长解春红也是家传医术，祖上以治疮疡出名。传到解春红，是第5代。中医讲究传男不传女，解春红姐弟3人，弟弟年纪还小，父亲拍板，“只要肯学，是男是女我都教”。

蜂疗治腰腿痛、炼丹治疽疔、中药治肿瘤……“运城没有治不了的病。”田康立半开玩笑道。

目前，运城13个县市共有民营医疗机构200多家，其中近80家为中医医院。田康立介绍，运城民间中医保守估计约有1600人，这包括2015年起依据原卫生部52号令获得师承和确有专长资格证的约800人。

这座位于晋南的地级市，常住人口五百三十多万，历史几乎与中华文明一样悠久，中医有着坚实的民间基础和历史传承。

运城市芮城县，民间中医董允荣正在看诊。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 | 摄

1970年代初，运城就举办过“赤脚医生训练班”“西医学中医班”。田康立回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民间中医向全国各地寄药，用麻袋到邮局装汇款单成了常景。

也正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全国多地批准了一批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中医。1989年，为加强对这批人员的管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文要求对他们进行复查审核。经复核合格的，可在当地县区范围内开业。

“运城当时对民间中医的行医是认可的。”田康立说。1992年，张泽民获得了运城市卫生局颁发的“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证书”。这也是运城最早一次为民间中医发证。

1999年，意外落在了“张泽民们”的头上。这年5月，执业医师法实施，学历成为行医的重要门槛。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必须具有医学本科、专科或中专学历。

没有执业医师证，就是非法行医。张泽民此前获得的“个体行医兼营药品许可证”“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证书”等“地方粮票”也没了合法地位。他终日惶惶，诊所招牌不敢摆了，偶一开诊，像做贼一般。

县卫生局经常突查诊所，被罚款的次数多了，他赌气烧掉了吃饭的家伙。他在自家院里点了把玉米秸，西药中药，统统付之一炬。邻居闻声跑来，望着火中的药品感叹，“可惜啦，可惜啦。”

在田康立看来，当时是一场全面打击无证行医的行动。1996年，他开始担任运城市卫生局副局长，分管医政工作。他是学西医出身，把民间中医和江湖骗子画上了等号，觉得自己是在“为民除害”。“不相信、不接受，只要是非法行医和非法制剂，统统查处、取缔、处罚。”

转折出现在一次医疗市场整顿的突击检查上。当时一位来自上海的患者急红了眼：“我在上海都治不了的结核病，在运城给治好了。你们这么查处人家，很不公正！”

负责查处的，正是田康立。他开始反思：是不是把好东西糟蹋了？此后，田康立开始在执法中深入考察民间中医，倾听患者意见。“有些民间中医疗效确实很好，也深受百姓认可，一味取缔并不合适。”

在田康立推动下，2004年7月，运城市卫生局向山西省卫生厅申请试点，试图解决民间中医的身份问题。4个月之后，山西省卫生厅下发便函，同意运城成为“山西省农村中医药工作试点市”。

但有些同事却坚决反对：“试点不是山西省卫生厅的正式文件，执业医师法也没有相关规定，合法吗？”

一开始，运城没有激进地全面铺开试点。运城市卫生局先是给两个县发了试点文件，但没人敢“吃螃蟹”。两年过去，试点没有任何进展。

无奈之下，2007年，该局将全市1635名中医临床人员集中，以中医院校本科毕业的水平命题，进行摸底考试。结果发现，年龄越大的民间中医，分数越低。当时，芮城县七十多岁的民间中医王根锁号脉抓药有口皆碑，考试却只得了7分。

“考试内容还是偏西化，没有坚持只考传统基本理论。”田康立反思。为此，他们进行调整，根据年龄划定面试分数线——70岁以上的，不管笔试分数高低，直接参加面试。田康立的解释是，“能干到70岁，说明他的存在是有道理的，老百姓是认可的”。其他参加面试者，年龄需满45岁，从事中医临床实践至少25年。

几番辗转，2008年7月，运城市卫生局最终确定了215名民间中医和47名一技之长人员。次年，第二批272人获得了“地方粮票”。两批的试点时限定为5年，5年后审核换证。

张泽民的中医一技之长人员证书。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 | 摄

颁证之后，运城市卫生局“约法三章”——中医诊所和药品一律不打广告；每天就诊人数控制在50人以内；中医诊所不准用西医的办法看病。卫生局还组织培训班，召集持证者学习法律法规。

“几条办法弄下来后，我非常放心，根本不可能出问题。”田康立笃定。

当时，对于民间中医的窘境，国家并非没有行动。2007年，原卫生部出台了《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以下简称52号令）。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将农村具有一技之长人员纳入乡村医生管理工作方案》。

2015年，广东等地陆续开展了中医药一技之长人员的试点考核。成永明是广东省中医院教授，擅长蜂疗。2015年，一个有政府背景的师承项目找到他，请他当师承导师，帮忙带民间中医。

2015年起，按照52号令，总共发出约800张证书。这一批人员取得了参加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

“宽进严管”还是“严进严管”

62岁的芮城县东张村大夫董允荣也是首批获证的。他回忆，2007年报名时，他向县卫生局提交了几份病例资料，由卫生局审核。

2017年6月20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在此之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曾到运城调研。座谈会上，民间中医派的观点是“宽进严管”，甚至有人提出：只要有2名中医医师出具跟师学习证明，直接发证。

按照《征求意见稿》，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申请参加医师资格考核的，应同时满足两个条件——连续跟师学习中医满5年，掌握独具特色、安全有效的中医诊疗技术方法，经指导老师评议合格；由至少2名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其指导老师除外）推荐。

民间中医董允荣保存的患者处方。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 | 摄

“外界总防着中医，怕字当头。”田康立却觉得，这完全是杞人忧天。真正的传统中医，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徒弟与师父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每天学完手艺，要帮忙打扫卫生，这又是考验人性的时刻。有人因为偷懒被劝退，有人因只在老师出现时才积极干活被逐出师门。

坏了规矩，就要受罚。16岁那年，王根锁磕过头，拜了河南灵宝县一家中药铺掌柜为师。平日里炮制中药，稍稍炒过了头，师父的毛巾就劈头盖脸地抽上来。“炒焦了或是炒到八成都不行，药效会有问题。”

2017年7月26日，84岁的王根锁见到南方周末记者时，他依然感恩那段师徒关系。“师父的父是哪个父？好多人不注重这个，写单立人那‘傅’，改修车的了，瞎写。”王根锁说，“我是他徒弟，那是我父亲。”

不过，时代已经变了。解春红的医院里，西医出身的儿子，一度也难以接受民间中医：“抹抹药就能治病？不像西医那样的严格消毒，不会感染？”但解春红依然觉得骄傲：民间中医是手艺，是良心活，“不是江湖骗子”。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3日《南方周末》，编者作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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