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食品企业文化的精髓就是契约精神 —食品安全与企业文化纵横谈（下）

——《 文苑│食品企业文化的基础就是诚信道德 —— 食品安全与企业文化系列谈（中）》

一个国家的强大，文化是其最根本和最深层次的原因，个人依然，企业依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文化的竞争乃是企业间最高层次的竞争。但这个竞争得有一个基础，通俗点说要有同一个起跑线，这就是要具有同样的企业社会价值观，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契约文化或曰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在人类民主法治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我国在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向的过程中，它一方面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发展，为市场经济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根据私人契约精神，上升至公法领域，在控制公权力、实现人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契约精神，无论是私法的契约精神在商品经济中的公平原则，还是公法的契约精神在市场经济中的的法理原则，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都有着积极作用。

食品安全事故的频频发生，其文化根源说到底就是由于契约精神的缺失，国人多年来更多依循的是“熟人法则”，以人情关系代替契约，而人情薄如纸又是残酷的现实，缺乏诚信的市场经济体系最直接的恶果就是交易防御成本的增加，假冒伪劣食品充斥市场、合同约定不被遵守、经济往来中处处有陷阱。在这样的类似丛林法则的市场环境中，大量社会成本只能被迫花在防范对方的背信弃义上。更加可怕的是，长此以往，“潘多拉魔盒”就会被一一打开。要彻底打破现有这种社会潜规则，即从熟人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就必须进行“私德”、“公德”的重塑，而所谓公德与私德的区别，则正如梁启超所说：在于“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在公共道德重建中，将人当作自由、理性的主体，这样，立法者才可能通过使公民养成好的习惯使之成为道德的公共个体：一方面自觉服从合法的权威，另一方面与他人紧密合作。尤其是在当下中国，仅靠道德感召，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体在道德问题上势必面临着相当沉重的决策负担。要形成一个有德行和诚信的公民，前提是先有一个化“私”或聚“私”为“公”的公共空间，而建设一个现代的良善社会的前提是保证个体的主体性和选择自由。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食品安全文化就应当是契约文化，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契约文化。

那么具体说什么叫契约文化？契约文化能为企业和个人带来什么好处呢？ 以史为鉴，古今中外，不乏有之：

秦朝末年，楚地有一人叫季布，性情耿直，为人侠义好助。只要是他答应过的事情，无论有多大困难，都设法办到。楚人有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一诺千金的故事由此流传下来，成为大家学习的典范。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包头乔家店铺发生胡麻油掺假事件，老板乔致庸得知后，让买到假油的顾客来换真胡麻油，以诚信赢得了更多顾客和商家的支持。当地百姓间的口口相传,成就了乔致庸经商的好口碑。

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威尼斯商人》中，对“不能还款便在身上割一斤肉”的约定履行进行法庭辩论，戏剧化的处理方式展演了对所订立契约的尊崇。这种契约精神对诚信观念的影响深远、牢固,为西方诚信文化奠定坚实基础。 

一位中国作家在他的澳洲游记中这样描述雪梨周边公海海域捕捞鱼虾的情景：每撒下一网，总有收获，可每次网拉上来后，一位当地华人总要挑拣一番，将其中大部分虾蟹扔回大海。作家不解：“好不容易打上来，为啥扔回去?” 那位当地华人平静答道：“在澳大利亚，每个出海捕捞鱼虾的公民都知道，只有符合国家规定尺寸的鱼虾才可以捕捞。”作家道：“远在公海，谁也管不着你呀?” 那位当地华人淡淡一笑：“呆久了你就会知道，在澳大利亚，不是什么都要别人来提醒、督促的!”

近日网上还流传着这样一则感人的故事：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在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便在落崖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后因家道衰落，这位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了许多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坟墓依然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又一个100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那份延续了200年的契约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