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俞绛玟(化名),62岁
性别:女
职业:退休
就诊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整理者:王月明
我父母八十多岁了,还不知道我得了癌症。如果非要给生命一个期限,我希望比我父母能多活一天。
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太自信了,被癌症找上了门,我平时身体很好,每天游泳,有一次游泳后肋间疼得厉害,才想起去医院,开始诊断是胸膜炎,松了一口气,但疼痛一直没缓解,又细化了检查,检查出来肺上有肿瘤。其实现在回想,身体不是没给我过提示,我近两年嗓子开始有些沙哑,原来一条标准的女中音嗓子也施展不好了,而我明明知道嗓子沙哑可能是肺癌的早期症状,可就是侥幸地觉着那个人不会是我。
在被推进手术室之前,我看了一眼表,清醒后又马上看了时间,心沉了下去——癌细胞扩散了。记得术前谈话时,医生说如果没有扩散,手术时间大概需要三个多小时,已经扩散就没有办法手术切除,只是一个打开缝合的过程,一个多小时就能结束。我从进手术室到出来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心里已经给自己定了性——晚期。
手术无望,只能化疗了,从那时起感觉每一天都是借来的,不知道哪一天上天就会收回那些时间。就像确诊的那一天,我只是觉得肋部疼痛,就成为了肺癌患者,预期中舒适安稳的晚年生活甚至没跟我打声招呼就这样离我而去。
更突如其来的,还有癌痛。第一次化疗后,七天七夜我都没有合眼,感觉有小刀在我的骨头上不断地刮,那种痛都应该让骨骼化作齑粉了吧,但无尽的痛楚提醒我,它们都在,都在继续为我传送着难以忍受的痛感。我在地上爬,往墙上撞,都只为稍稍缓解一点疼痛,哪怕是一秒钟也好。做人的尊严早已随着剧痛完全丧失,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我跟老伴说,打开窗户让我跳下去吧,只希望一切都快点结束,疼痛也好,生命也罢,如果结束疼痛的代价是生命,我愿意去换。
老伴不断地为我按摩,鼓励我,安慰我,与我同样忍受着煎熬,短短几天,他瘦了20斤。作为家属,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目睹亲人遭受癌痛的折磨。我公公也是肺癌去世的,当时条件不好,医疗技术也没现在这么发达,自己患癌之后,再回想当时的情景,我觉得公公可能就是活活疼死的。
其实我们这代人不是没有吃过苦,我下过乡,当过兵,也算辛劳了一辈子,本来自信没有什么能够打败我,但癌痛来袭造成的痛苦还是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料。经历一周的痛苦后,我稍稍恢复得能下楼了,赶紧到医院求助,主管医生向我推荐了综合科的吴晓明主任。先止痛!吴主任一下子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当天吃完药,终于睡了一个好觉。但是,我对药物的反应太大,第二天不断地呕吐、头疼,又跑到医院调节品种和药量,之前的那种痛苦再也没出现过。
从开始评估的疼痛8级到如今的疼痛4级,止痛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也给了我继续战胜疾病的勇气。吴主任说这是因为“听话”,依从性高,定时定量服用止痛药物,而不是把它们当成“临时止痛药”。吴主任每次调整药量都像在做数学题,精细、准确,我也一一记录服药的时间、剂量以及疼痛感受,以便在复诊时能够向医生反馈,所幸坚持的效果还不错,痛止住了、药量也减下来了。
现在已经是第五次化疗了,医生说效果还不错,原发肿瘤变小了,虽然有骨转移,但没有新发病灶,止痛药的量减少了也还能睡个好觉,比起之前的情况已经好了太多太多。
即使化疗可能还要一直继续下去,但也算看到了转机,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病不都也是终身服药么,我跟他们也没什么不同,就是定期来医院“输输液”,做做检查罢了。也希望有一天,我能重拾我热爱的东西,比如每天去游游泳,和老伴一起去旅行。前方道路充满未知,但起码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
记者手记
玫红色的绣花小褂,米色的亚麻长裤,整齐的花白短发,高挑精瘦的身躯,快人快语的俞绛玟(化名)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她是一名肺癌晚期患者。与她交流无疑是顺畅且轻松的,她清楚记得每个关键日期,记得每位医生的名字,记得每种药的名称。整个发病、诊断、手术、化疗的过程也都是轻松聊过。总让人觉得似乎得癌的并不是她,她只是一个知晓一切的旁观者。
和很多这个年龄的人一样,她是女儿、妻子、母亲。至今她的父母不知道她的病情,她的儿女在手术的前一天辗转得到了消息后嚎啕大哭,她反而成为安慰者,甚至连癌细胞扩散已经扩散了都是她依靠手术时间自己推测出来的,整个过程清晰又有条理。只有说到无法忍受的癌痛时,红了眼圈,哽咽起来。
很难想象是怎样的痛苦会把这样一个乐观开朗的人击倒,那几日的癌痛成为了她的梦魇。她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综合科的吴晓明主任是她的贵人,把她从生不如死的痛苦中解救了出来,也希望能有更多的癌症患者能够知道痛是可以止住的,得了癌也可以有尊严的活着。
整个采访过程很顺畅,也使我对俞绛玟(化名)充满了敬佩,如此精明强干的女强人对于自己的病情必然有了很清楚的了解,而她选择的生存方式是“既认同死亡,又全力抵抗”。当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的时候,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当癌症来临时,我们该怎样做。
转载说明:本文转自《健康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