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用耗材在医疗控费中占有很大比重，但是具体来说它占的空间究竟有多大？
记者｜孙 凡
来源｜中国县域卫生
随着医保支付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控费已纳入公立医院年度考核目标，“不超过医疗费用年增幅10%、药占比30%、耗占比20%”正成为不得触碰的高压红线。这使得全国不少省区市的卫计委都在紧急控费，无论是二级还是三甲医院发出紧急通知，大批的辅助用药被停用，医用耗材尤被严控、降价。
前不久，山东省立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陆续发通知，高值耗材要降价30%，低值耗材要降价15%。这是继贵州、四川之后，又一个省（区市）的大三甲医院提出耗材降价目标。据悉，纳入山东省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范围的医院在用产品（含骨创伤类））参考降价幅度30%；其余医用耗材（普耗类）参考降价幅度为15%。
医疗控费，医用耗材占大头？
关于医用耗材在医疗控费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多大幅度是合理的?如何计算这个空间？
对外经贸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于保荣教授表示，医用耗材在医疗控费中占有很大比重，但是具体来说它占的空间究竟有多大，首先要根据不同医院、不同科室来区分。比如，三级医院用的相对多一些，二级医院、基层医院用的稍微少一些，骨科、心内介入等有关科室的治疗用的多一些，其他科室用的少一些，这都与医院的特色有关系。
其次，不同的材质、企业生产商，相同的医用耗材的价格也是不同的。比如，一个人工关节，国内与国外生产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有的耗材在国内没有生产，是国外企业独家生产的，这个降价的空间可能很大，但是怎样算是合理降价空间是难以确定的。医用耗材和药品一样，一个新药研发出来会有一个20年的专利保护期，其研发需要很多资金投入，同等耗材的规格、型号也都不尽相同。同时，医用耗材又不同于药品，更新比较快，药品之间则可相互替代，一个药品可以使用几十年，而大多耗材过几年可能就被淘汰了，新一代的替代产品很快就会生产出来。
“对于一些跨国医药公司、跨国医疗器械公司而言，他们往往拥有非常雄厚的财力，医药、耗材是属于研发投入很高的新科技，有了这样的雄厚资金支持才能去创新、研发。”于保荣教授介绍。
据于保荣考察，一般医用耗材投入研发的资金高达收入的20%，而且不是单个学科就能完成，需要材料学、医学、生理学、功能学等多个学科联合。比如，心肌梗塞除了内科治疗，最早的做冠状动脉搭桥，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而且做晚了也来不及，风险率很高；但后来有了支架，这是一个很大的技术突破，用很短的时间挽救病人。这其中包含的智力价值、技术价值往往难以用金钱价格高低来衡量。
医用耗材是不是“买房市场”“买方市场”？
对于医用耗材，人们大多觉得是医院拥有很大自主权，购买医疗器械及耗材是一个“买方市场”，然而事实不尽然是这样。
于保荣教授在临床走访中发现提到，很多医用耗材是医生在学生阶段难以接触学习的，到了医院后才能接受到最新关于医疗器械、医用耗材企业的专业知识和相关培训，而这些知识的传播者及培训的成本往往又是生产厂家来完成或承担的。同时，在医疗领域，存在一些独家生产的医疗器械、耗材，这样医院采购这些产品时在采购价格上更是处于被动。
在管理方面，以往国家对耗材的管理也没有像药品那样纳入到医保目录。但现在，国家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新医改”以来，实施了多项举措，如药品零差率、降低大型医疗器械检查费用等。如今，面对医用耗材降价“一刀切”的举措，对于不同医院、不同科室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2016年，于保荣教授广东调研时发现，同样的医药、医用耗材控费政策，对于广东某区使用药品、大型设备检查最多的人民医院影响最大，中医院稍有影响，对妇幼保健院的影响最小。
面对这样复杂的降价现实，于保荣教授认为，推行DRG按病种付费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医院最清楚如何能治好病人又能少花钱，从而达到控费降价的效果。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医品耗材的降价表明‘新时代’医改政策依旧朝着利好的方向发展。”于保荣最后说，“但是政策的制订，要对医用耗材分类分析，要有科学的证据为依据，切忌再实行全国一刀切的政策；那样的改革，对医疗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往往是有害的——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会越改越乱”。
县域医院有何影响？
江苏省淮海农场医院院长胡炳华谈到，国家对医药耗材这样“一刀切”对当地县级医院影响不大，因为县级医院医疗技术有限，有些手术手术无法开展，更不说使用这些高值耗材了。胡炳华同时表示，全省招标采购，减少中间流通价格，可以降很多虚高的价格，对这个举措表示欢迎。
湖南省龙山县人民医院贾琳则表达一些担忧。贾琳说，目前国家推行分级诊疗，国家对城市三级医院虹吸效应进行了控制，要求县级医院能够服务90%病人的目标，加之近年来各项政策、项目、资金的投入，县级医院综合诊治能力的提升，这样势必引起县级医院总收入增长。
“即使医疗次均费用零增长，总的治疗人次增长，按照国家医疗费用年增幅不超过10%的要求，这是有相当大压力和难度的。同时，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医疗服务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存在较大差距，按照同一指标发展，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医疗水平是难以追平东部的。”贾琳说。
2015年11月，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关于印发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这份文件明确了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在整体深化医改中的重要程度，并且提出了“降低药品和耗材费用占比”的说法，具体表述，则是“力争到2017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
而到了2017年4月国卫体改发22号文《关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力争”的表述则被去掉，对于药占比以及耗占比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并将范围具体化，即“到2017年底，前4批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下降到30%左右；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
“在抑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的增长同时，也应该允许合理的增长。”贾琳说，“城市化、老龄化、人均寿命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都释放了很大的医疗服务需求，由此也会产生一些合理增长的医疗费用，关于医疗费用、医用耗材‘一刀切’的考核办法有失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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