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健康文化的教化作用
大健康观之于未来医学、健康维护和促进事业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大众对新文化的接受，常又依靠文化倡导；即文化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通过文化主体的设计和创造而形成的。胡适说，“文化上的大趋势，大运动，都是理智倡导的结果”。余秋雨也说，“文化是一种时间‘沉淀’，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
一旦新观念被成功“倡导”，新的文化风气得以形成，则民众的观念行为就可以靠文化自身固有的教化作用而春风化雨般自如运行在其日常生活之中。文，所以载道也，“文化化人”主要就是讲文化的教化功能。在这里，“文化”的“教化功能”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具原创性的内容，在《易•贲卦•彖传》中即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记载，其意乃使人明白人文事理，遵从文明礼仪，实现以文教化的目的。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无论是社会形态从野蛮进步到文明，还是个体从生物本能进化到社会的人文自觉；无论是人的个性特征、气质涵养、情怀操守的冶炼，还是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成熟和完善，都是通过文化的教化功能完成的。可以这么说，须臾无文化则须臾无社会，无论任何时候，凡无文化之教化则无社会之意义与社会之延续。可见，文化的教化功能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厘定和承继、续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健康文化的教化功能，较普遍地表现在人们的健康卫生常识（观念）和健康行为、习俗的养成方面。人生活于社会，既有自己独立的行为风格，又有趋同于社会共性的世风习俗。医药卫生方面的常识和习俗在人生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中国传统健康文化为例，从最初级、最基本的“病从口入”，“白饭青蔬，养生之妙”，“动则生阳”，“生命在于运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起居无常，惟适之安”等生活常识，到比较高级、比较理性的“起居不时，饮食不节，寒暑不适，则形体累而寿命损”（《管子•形势解》），“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这些都是前人对自然规律与人体健衰夭寿之关系的理解和认识，通过长期积淀冶熔而成为医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再通过医学文化的教化功能，而将那些屡试不爽的医学常识和行为习惯授之于后人，进而使人类的医学常识和行为风俗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与健康、医学相关的行为、习俗和生活常识确实非常普遍，它们既是健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健康文化实现教化功能的主要载体和具体内容。
（一）健康人格的塑造是大健康文化实践的落脚点
大健康观指导下的大健康文化实践最终的落脚点是构成社会的个人，而人以“人格”——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作为运行于社会的“机制”；社会中大多数个体的人格是否健康对于社会是否健康（包括狭义的健康和广义的健康）和国家能否强盛关系重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通曾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她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真正称之为现代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关于人的现代性的研究结果，已充分证明了个人心理、态度、价值观朝现代化改变的同时，会伴随行为方面朝现代化转变。这些行为的改变，能给国家现代化赋予真正的意义和生命，并持久地支持国家朝现代化方面的转变。人的心理、态度、健康观的进步与国家的先进与落后有共存的关系。从健康文化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健康文化与健康人格是同一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始终处于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之中。健康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依赖于健康人格观念的进步和转变，人格健康促进社会健康。健康人格塑造和养成是大健康文化蔚然形成的直接落脚点。
所谓人格，指的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人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文化的原因，人的“外在行为“和”人格结构“都是在文化因素的制约下表现和形成的，且文化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通过人展现出来的。人类在各种文化下所能表现出的行为之种类和总量上基本一致，但某一行为出现的情境和频率则有文化差异，比如，在西方文化下的微笑行为是人们对与自己目光相接的人所报以的“礼貌行为”，反映的是对个体的尊重；但在中国文化下，微笑首先是对自己熟悉的、至少是认识的人的反映，反映的是对族群关系的尊重。这就是说同一行为，但因其文化不同，所出现的情境、频率及该行为所反映的背后的所反映的人格结构也不同。个体正是在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被塑造成具有特定文化性质的存在物。文化为个体提供了生活的素材，个体被局限在这些素材中发展，并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习得了相应的行为方式，最终形成符合自己文化特点的人格特征。
但文化作为某种共同的规范，而人格因其个体属性之故，两者总在某些方面存在矛盾，尤其在文化变动时期。面对文化和人格双向运动中的矛盾，若个体所选择的文化中之理想人格与社会现实人格之间的矛盾能够消除，则个体就会获得顺利发展；如果这矛盾得不到解决，个体就会在困惑中度过，甚至形成病态人格。健康人格形成的过程既是文化对自我意识和身份的渗透过程，也是个体对文化理解、改造和具体化于行动中的过程。人格是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统合是否良好、是否符合文化期许则是健康人格的判断标准。具体的说，自我统合发生在三个层次：自我内部的统合，指自我在认知、情感与行为方面的协调与整合；自我与社会的统合，指获得社会认同，具有社会归属感，与社会的和谐一致；自我与实践活动的统合，指个体潜能在活动中得以实现和展示，获得活动的效能感。
传统西方心理学的三个流派中，除行为学派将直接环境因素之外的文化因素排斥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之外，其他的精神分析学派和人本主义学派均承认文化之于人格的巨大作用，而人本主义学派为健康人格的观点贡献最丰。马斯洛特别注重文化因素对人类动机与人格的影响，他在探讨个体人格与文化是如何始终紧密相关的过程中，阐述了优良心态和协同作用的概念：优良心态文化在广义上是指在人性许可的范围内，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完满的社会，优良心态就是朝着优良心态文化发展的状态，是可以达到的健康心理发展；协同作用分两种情况，在高协同的文化中，对某个人有益的，同时也对大家有益，在低协同文化中，对某人有益而对他人有害。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者（因自我实现使个人潜能和价值都得到最有效的挖掘和使用）可看作是具有健康人格的人。和普通人相比，健康人格的人有14种特性，如接受自己、别人和自然的能力；深厚的人际关系；对现实的充分知觉及与现实的合宜关系；独立于文化和环境之外的自主性；独处的需要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西方心理学对健康人格的研究有着种种不同，但从第四思潮-超个人心理学开始强调不要从个人或个性去了解人，而要从普遍的、超越自我的层面去认识人，而超个人指的就是超越个人和个人所存在的国籍、文化、人格等界限，注意到更基本的人的层面意思。至此，人格心理学才跳脱科学主义传统，尤其是超个人心理学的人观更卸除了过于科学化的文化局限，让我们看到人更高层次的潜意识、灵性的自我和可能陷落沉堕的危机。这样的发展愈来愈靠近先秦儒道两家径直从心发出来，而深人灵性层次的人格现实与理想。
廖敏认为，尽管中国古籍中并无人格一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没有关于人格的思想源流。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儒道文化都蕴涵着各自对理想人格的描述和表达，相应地沉淀和投射到中国人身上，进而形成积极进取的儒家人格和淡泊无为的道家人格。
儒家的人格主张显示出浓厚的伦理色彩，其理想人格形成概括地可以称之为内圣外王：内圣是通过自身的心性修养所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外王是人的心性修养的外在表现，即把人的主体修养所得推广到自身以外的社会领域。孔子还从德行和性格两方面对人格进行分类，如以德行高低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儒家理想人格的其他内在要求和规定还包括，中庸的准则、大同的理想、孝悌的情怀、文质统一的气度、刚健自强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等。
道家的理想人格首要表现在能顺应自然和保持真朴的自然本性。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自然是道家之道的最高原则和根本内涵，自然朴素的特质是道家理想人格构成中的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老子所认为的理想人格是指人能够按自然无为之道行事。在《老子》第四十一章清晰地指出了他品评人格的标准就在于具体的行为实践，并依据实践的程度分成上士、中士、下士三种。庄子所讲的理想人格，代表了超越与和谐的意义，超越表示精神升进中的自由状态，和谐则象征精神自由之极至。人可以突破自我行为的局限而与他人他物相感通，人的精神空间可以无限地扩张，从而与外在的自然宇宙产生同一感、融合感、和谐感。因此，超越、逍遥是道家理想人格的又一特征。道家文化以其关切的对象性为保持发展自我的主体性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对健康人格自我概念的整合产生积极影响。道家文化重视人的主体性。道家的“人贵论”对人的主体性作了多方面的论述，表达了对现世生命的薄重、珍惜和热爱。老子第25章：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廖敏指出，在道的范畴中，老子认为人的存在有着重要地位，这是对传统的天命、天帝观念的批判与突破。道家的“人贵论”并非个人主义，相反，老庄都对人自身有着辩证而客观的认识。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必须法地、法天、法道。法者，以之为法也，即使人的地位再重要也要遵从天地之道，也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道家关切的中心并不在于人本身的表现或得失，而在于自我的状态如何，在于自我是否以遵循自然、依照自身性向和固有趋势发展的一种状态。对于社会治理者来说，将治理对象的存在、状态和利益放在首位是重点；对于百姓来说，则要注重律己修身，培养淡泊宁静、贵德守真的品格，平衡他人对自己的期望和自己的需要、愿望、向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尽可能使自我保持一致并能进行良好统合，避免过多的内心冲突，能够主动适应社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传统人格思想主要内容是讲“做人”，它将人格视为道德人格，这种人格观念过于狭隘，不但与西方心理学的人格概念难以“接轨”，更不利于中国人塑造出健全的人格。相较而言，道家是较多包含健康人格因素的。道家人格包含智慧、仁爱、成熟、坚毅、爽直、超脱6个因素。这些人格的特质建构出道家文化既有利于个体的自我发展，避免外物和群体对个性的压抑束缚，又引导个体遵循客观规律，追求与他人和社会配合，利己与利他的统一，避免随心所欲，强作强为，私欲膨胀，以自我为中心，为个体身心和谐发展提供一个较为理想的模式。
对人格及健康人格的探究说到底是人类对自我和人类生存根本意义的探索，在西方主流心理学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已经给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答案。英国哲学家罗索在其著作《中国的问题》中早就指出，“我们（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要求争斗、开发、无休无止的变化、冲突和破坏，指向破坏的效率，只能以毁灭而告终。如果我们的文明不能够从它所鄙视的东方文明学得一些智慧的话，它将走向毁灭的终极”。我们认为，对于于大健康文化实践，应当超越既有主流心理学和传统跨文化心理学对单一西方文化的依赖，而在文化价值平等的基础上借中国文化之一脉的道家，而形成与大健康文化相适应的新型健康人格观。其现实意义并不仅局限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和本土文化意识不断凸显的时代背景下，新型的生态医学模式的大幕正徐徐拉开的背景，它是在不同文化开展大健康实践的共同落脚点。
（二）提高国民健康素养是大健康文化实践的目标
2005年的第六届世界健康促进大会通过的《全球健康促进的曼谷宪章》，将提高人们的健康素养作为健康促进的重要行动和目标之一。2007年初，我国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提高人口健康素质，需要从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三方面着手。2008年1月，我国卫生部发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一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目的是普及现阶段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促进我国公民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份界定公民健康素养的政府文件。2014年5月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15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到10%，到2020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到20%。
健康素养的提出和发展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早期对健康素养的研究常采用“受学校教育年限”这个反映一般意义上文化程度的定量指标，来评估研究对象的健康相关知识水平。上世纪90年代后，对健康素养的研究侧重点转向于个体如何通过技术能力来维护或提高健康上来。例如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给出的概念是，“个体获得、理解和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或服务并做出正确的健康相关的决策的能力”；该定义在2000年美国卫生福利部门的健康目标《健康国民2010》中被采用，在这个定义下的健康素养需要个体具有更复杂的思考或理解力来做出有关健康的决定。世界卫生组织（WHO）则认为“健康素养代表着认知和社会技能，这些技能决定了个体具有动机和能力去获得、理解和利用信息，并通过这些途径能够促进和维持健康”。在WHO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之后，随即又将“提高与改善个人与社区的健康”的内容增补如健康素养之中，即以建立健康城市与社区为健康素养的终极目标。在这个更为宽泛的概念里，健康素养被视为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的结果，高健康素养意味着个体具有理性的思考分析，并通过做出健康决策及解决问题等高级认知技能和沟通技巧等社会技能来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从而提高整个社区的健康水平。
对照大健康观来看，WHO后续为健康素养概念的“能力”层面增加了“关系”元素，即突出了健康与环境的关系，这种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何为健康及如何维护健康等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目前采用的健康素养定义与WHO和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定义相同。
国外对健康素养的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基于不同视角的健康素养内涵框架有不同构成，但也可为我们构建内涵框架提供思路。美国国家健康教育标准中指出，知识（观念）和技能都是健康素养基本的内涵。其中知识指重要的医学观念、健康问题和保持良好身心状态的相关知识，技能指个体具有的交流沟通、理性思考和探究问题等思辨的技能。该标准对知识和技能在健康素养中的重要作用作了如下描述：
有健康素养的人是：可以通过考虑并作出正确的决定来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人；有责任感并能作出有利于他们及其他人的决定的人；可以掌握他们现有知识的人；可以用简洁准确的语言进行交流的人。
有健康素养的人应具有的能力包括：理解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的概念；选择性地接受健康信息和健康促进相关产品和服务；分析文化、媒体、技术和其他相关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应用人际交流技巧来增进健康；应用目标制定和决策的技巧来增进健康；倡导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健康；实践促进健康的行为和减少健康危险因素。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是在大健康观指导下的大健康文化实践的目标，这是因为：
公众高健康素养能提高国家健康产出。反之，低健康素养给人民整体健康状况和国家卫生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导致公众和国家卫生投入增加和卫生资源的浪费。研究显示，健康素养水平对健康相关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包括健康知识水平、健康状况和卫生服务的使用。
公众高健康素养能增进医患沟通，缓解医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医患纠纷的关键是信息不对称。低健康素养者在对疾病诊治认知不足，健康决策能力底下，对医生有较高的依赖度且易对医疗行为误解，又对自己的权利义务了解不充分，从而医患关系紧张成为可能。
高健康素养能提高公众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低健康素养导致公众对自身健康的管理失败，由此带来的危害十分严重。如Sudore等研究发现，低健康素养的老年人较具有健康素养的老人死亡率高9.1%，危害比为2.03，修正后的危害比仍高达1.75。在美国，低健康素养的人和普通人群相比，住院和使用急救服务的比率更高，对疾病预防和管理的知识掌握的更少，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控制更差。
（三）大健康文化教化功能的实现手段与策略：健康传播与健康教育
健康传播是大健康文化实践（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重要手段和策略。健康传播的目标是改变公众行为，包括终止旧的不健康的行为、采用新的健康行为以及强化已有的健康行为，并由改变个人行为到改变群体行为以至改变社会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传播对于促进公众健康行为优化具有重要作用。
健康传播学者罗杰斯（Rogers）认为，不论采用何种传播类型，只要其内容与健康有涉，均可视作健康传播；即健康传播是运用各种传播媒介渠道和方法，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的目的而制作、传递、分散、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
传播过程中，健康相关信息在四个传递层级发散：自我个体（Intrapersonal）、人际（Interpersonal）、团体（Group）和大众（Mass）。不同层级所流通的健康信息有所不同：如在个体层次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状况；在人际层次的医患关系、医生与护士和社工的关系、医生与患者家属的关系信息；在团体层级的如医院与病患关系、医护人员在职培训等；在大众层级的信息包括传播媒体与受众关系及媒体的议题设定等。
在大健康文化的实践过程中，除了传统的以疾病和医疗为中心展开的健康传播外，更应强调面向大众的健康传播。大众层级的健康传播的重点是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但它们需通过大众媒体来传递健康相关信息，其中又包括健康推广策略和相关政策决定。因此健康传播的功能是连接医疗、健康专业领域和公众健康的桥梁。而健康传播的最大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们的行为以利全民福祉。
早在1979年，在美国卫生部发布的报告中就已指出，在预期寿命之前发生的死亡，约一半是可预防，而其中的预防之道，与个体自身的健康文化价值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U.S.Department of Health，Education and Welfare，1979）。但要达成这样的有效的预防行为却很困难，也就是说健康传播所倡导的任务也面临艰巨的挑战。
从个人接受信息的微观角度来看，健康传播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倡导活动上，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关键在于，提供说服性的健康信息是基本的社会化过程，只有通过此过程才能“活化”（Empowerment）个体去关注自己的健康。从宏观角度看，由于个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恶化的社会条件，及日趋严重污染的生活环境，人类处于慢性病流行及新型传染性疾病的双重威胁之中，导致了医疗质量的危机。公共卫生从业者应当认识到，传统的医疗教育途径与医疗提供者角色无力应付目前的困境，如要解决上述问题，从业者的关注范围必须超越医疗范畴，打破传统重医疗的格局，整合社会的、政策的、公共卫生的、医疗的和健康传播的资源，进行社会改造，创建新型健康文化，创造健康，人人共享，如此才能达成“人人健康（Health for All）”的理想。
从个体对健康信息的需求上看，健康信息的主观需求感与个体年龄呈正相关关系，这也是为何当前的健康传播和健康教育多针对中老年人,其次是青年壮年期的上班族。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是说年纪较小的个体其健康水平就高。情况恰恰相反，儿童和青少年是健康传播和教育的短板。有数据指出，我国青少年儿童体质健康状况较20年前明显下降。据2011年新华网的报道，我国7-17岁城市学生的超重率、肥胖率分别为16.7%和9.6%，其中的75%～80%将成为肥胖成人，他们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代谢综合征的庞大后备军。高血压、高血脂等与肥胖相关的疾病已在青少年儿童中迅速蔓延，患病年龄提前了10-20年，我国青少年儿童患2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速度，每年以10%和12.6%快速增长。另据《中国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数据与分析》报告显示，中国17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的一篇文章称国内有77.9%的中小学生心理存在轻度不良反应。
作为健康信息传播的受众，青少年和儿童是长期被忽视的群体。在现实生活中，从胎教、婴幼儿教育、青少年教育一直到成人教育，各种教育形式层出不穷，唯独健康教育的分量微乎其微；在有的人生阶段，健康教育还是一片“空白”。
儿童和青少年体格、智力与人格的发展，并非仅与他们当前和今后的健康有关，还会影响我国人力资源的发展。因此，从小培养健康意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儿童健康教育势在必行。应当开展面向低龄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教育，通过传播必要的健康知识，使其成为拥有健康相关的认知能力和行为技能，从小培养其健康行为和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为成年期以至终生健康生活奠定基础，促进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
首先，应当抓好的是对家长的健康教育。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榜样，家长的言传身教对于孩子的一生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活动，提高家长的健康生活意识。并在家长群体和社区中广泛开展普及性的知识讲座，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
其次，最重要的是有一套完整的适合孩子的健康教育方式方法。对低幼儿童，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值得借鉴的模式和方法——我国流行最广的启蒙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以孩子们易于接受的朗朗上口、合撤押韵、易学易记的诗歌形式向孩子们灌输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以及处世哲学，其教化作用绵延数千年而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可以成为我们对孩子进行健康教育的一个典范。
对于小学高年级以上的孩子，则应当组织组织医学专家、健康教育专家等编写全国统一的健康教育统编教材，切实开设健康教育课程，规范教学时间和教学内容。另外，将要健康信息融入到儿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当中去，通过不同途径讲解通俗易懂的健康生活小常识，如将膳食结构、拒绝肥胖等作为学生的绘画题材，通过校园广播普及健康知识，在户外活动中普及生态常识，在家长会中增加健康教育反馈等等。同时，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重视健康教育师资建设，除了以学校为基点对城乡学生进行教育外，还要建立健全学校保健老师队伍，定期对其进行专职培训。
最后，应当将健康教育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在学校、家庭、社会大力倡导关心青少年健康行动计划，出台相应政策、法规，在社会、学校和家庭形成健康教育网络。同时，要加强科研，及时掌握青少年生活方式、特点和健康状况。国家应当设立专项科研基金，发挥大学、科研单位和儿童健康研究单位的科研优势，开展专项研究，定期调查，及时掌握我国少年儿童生活方式变化特点和少年儿童慢病的流行趋势、表现特征及可能的影响因素，制定全国统一的青少年健康标准，为制定科学的防治对策、规范化干预模式提供依据，及时为政府主管部门提供高质量、有价值的咨询报告，并及时进入决策落实，切实通过开展健康行动提升青少年健康总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