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北京市西城律协
视听资料作为证据形式之一，是被法律认可的证据形式，合法的录音资料即属于视听资料，可以作为证据呈现在法庭之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七十条规定：“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
要使得录音资料能够作为有效证据出现在法庭审判当中，其取得的方式方法必须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录音资料本身需要没有瑕疵且完整。
▶在录音取得过程中必须是在合理的场所进行的，切不可采取窃听的方式，窥探他人的隐私，侵犯他人隐私权，由此取得的录音资料会因为手段违法而被排除。
▶对方的言论必须是当时真实意思的表达，没有受到任何的胁迫与威胁。
▶录音资料的内容需要具备真实性、连贯性，不可进行剪辑，需要原始状态呈现，谈话内容音质需要清晰，且对于待证实案件部分有准确、完整的描述。
▌一、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212号
首先，张文武提交的该份录音证据虽然形成于原审庭审结束之前，但张文武在本案的一审诉讼及另案1500万元标的诉讼的一、二审均为胜诉，该证据对于张文武在本案原审及另案1500万元标的案的一、二审的诉讼过程中并无提交的必要性，亦即张文武在主观上并无逾期提交证据的故意。其次，该份录音证据是张文武与陈志雄就《合作协议》相关款项的支付产生争议后双方沟通谈话的真实记录，其取得并未侵害陈志雄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也未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张文武提交的录音证据并非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故该录音证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再次，该录音证据系张文武与陈志雄就《合作协议》产生争议后双方协商的谈话过程，能够客观反映双方合作的相关事宜，与本案的基本事实密切相关，应当采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审查时认为，该录音证据是在未取得陈志雄同意的情况下单方录制，该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法复[1995]2号)关于”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认定该录音证据不具有证明力。本院认为，根据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关于”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法复[1995]2号批复所指的”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应当理解为系对涉及对方当事人的隐私场所进行的偷录并侵犯对方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明确了该司法精神。本案中，张文武与陈志雄的谈话系在宾馆大厅的公共场所进行，录音系在该公共场所录制，除张文武的女儿外也未有其他人在场，并未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故对该录音证据应予采纳，并作为认定本案相关事实的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证据未予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关于原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农渔局局长梁力及原广东省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夏克军的证人证言，因两位证人的证人证言在张文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已经提交，因当时梁力、夏克军两人均未出庭作证，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两人的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力，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二、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551号
对于录音资料的取得二审判决认为，赵卫国在与张丽华谈话过程中私录形成，录音过程并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亦未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其取证方式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应认定该证据为合法证据。录音中的谈话内容张丽华对2012年12月1日暴力强迫赵卫国在保证书上摁手印事实并不否定，录音证据反映的内容与前述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可相互佐证，张丽华对录音证据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证明。张丽华据以主张权利的保证书上只有指印，没有保证人的签字或盖章，不符合通常交易习惯，保证书本身存在较大瑕疵，存在疑点。赵卫国提供的几份证据相互佐证，能够形成证据链，达到证明的高度盖然性。据此，二审判决认定张丽华所持有的2012年7月17日保证书上赵卫国手印系在被他人暴力强制情况下所摁的事实根据充分。张丽华申请再审认为以暴力强迫赵卫国在保证书上捺印的事实不能成立的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二审判决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赵卫国在一、二审中均提供了录音证据，没有提供录音原始载体，提供的是复制的光盘。一审中张丽华认为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并没有否认录音事实的存在。二审判决对录音证据内容进行质证、认定后认为，从录音效果上看，可听清基本内容，并无明显的疑点，虽然是私录形成，录音过程并未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亦未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其取证方式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张丽华认为二审判决程序违法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三、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541号
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合伙的权利、义务未签订书面合同进行具体约定，认定争议事实的关键在于对陈辉惠提供的录音资料及书面文字材料是否采纳。从陈辉惠提供录音资料的内容看，双方互称“亲家”，并多次提及“七标、十标、十五标”工程，与本案合伙项目名称吻合，具体内容系双方商谈如何对合伙项目进行结算，应当认定该录音资料系陈辉惠与林传雄间的谈话。陈辉惠已经对其主张的基本事实进行了举证，林传雄反驳该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进行反驳，还拒绝对该录音证据进行鉴定，其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二审判决采纳该证据并无不当。故林传雄主张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四、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600号
关于录音证据是否应采信的问题。经查，清华公司整理的录音材料内容中并无李慧就本案500万元借款的性质、形成过程、形成时间的陈述或认可，该录音证据中亦无其他与本案争议事实相关的内容，故原审法院未采纳该录音证据，并无不当。
▌五、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641号
再审申请中，王翔群再次以其在一、二审中提供了录音证据作为支持其再审主张的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因此，在王翔群仅提供录音证据，不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相互印证，且该录音证据也未能直接证明王翔群欲证明的事实、广宇公司又予以否认的情况下，该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以推翻广宇公司提供的书面证据的证明力。
▌六、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825号
关于录音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案涉录音证据印证了东方镁业公司以玉龙公司资产出资科漫公司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该录音内容虚假，也没有证据证明该证据是以严重违法的方式取得的。同时，该证据在一审庭审中进行了质证，科漫公司当庭发表了质证意见。科漫公司声称录音证据未经质证的理由与在案事实不符，该证据依法应予采纳。
▌七、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437号
中铁物流公司在一审中举示的录音证据，虽然超过举证期限提交，但该证据对本案处理有重大影响，原审法院采纳该证据符合上述规定。际誉仓储公司对该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申请鉴定，亦未举示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原审法院结合行程单等证据认定中铁物流公司已主张提取货物的事实及时间并无不当。
▌八、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3号
本案诉讼期间，李生堂提交了一份其与白正祥之间的通话录音，该录音内容清晰、连贯，没有明显的变造或技术处理痕迹，白正祥虽然主张该录音证据内容有疑点、不能作为判断两人实际通话内容的根据，但一审质证时其认可该录音是其本人的声音，原审期间其对存在通话的事实及录音的真实性未予否认，亦未申请司法鉴定，故本院对该录音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不予采信该份录音证据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九、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313号
关于证据2，该证据为录音证据及整理资料，因邹东洋、邹季君主张的该录音证据中的张兵、郑显振和林传未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被录音人的身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规定，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信。
▌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2958号
中信保公司提交的对山煤连云港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峻的录音资料，天津物产公司虽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未向法庭申请鉴定，且没有证据证明该录音资料的取得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原审判决对该录音证据予以认定并无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