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即进入了这场战争最艰难的敌我相持阶段。
胶东解放区地域上三面环海，人口上千万，经济和文化相对于山东其它解放区较好。日本法西斯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扫荡。他们推行“三光政策”，采取分割、封锁和“蚕食”的策略，妄图在经济上扼杀我抗日根据地。那时，解放区通往出海口和各大中城市的补给线路全被切断，在农村经济普遍遭到破坏的同时，军需药品和医疗器械供应更是紧张，致使我军的战伤救护和百姓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胶东军区决定自力更生解决前线和解放区军民的用药问题。
1943年11月1日，新华制药厂诞生在牙前县（现牟平县）后垂柳村
当时，胶东军区卫生部对药品和医疗器械都设有储存点，这些储存点一般都设在群众基础好而且环境又相对隐蔽的村庄。储存点是负责保管和分发由军区卫生部批发给部队和医院各分所的医药物资的。鉴于储存点的环境优势,1943年11月，胶东军区卫生部从所属单位抽调了18名医务人员及干部在位于牙前县后垂柳村的储存点成立了一个制药小组，进行药品的研制和生产，这个制药小组就是新华制药厂的前身。
初创时期用传统方法制作药丸
最初参与药品研制的是几位搞药剂工作的"小人物"，他们是刘浪、董永芳和董星五等同志。当时既无参考资料，又无仪器设备，他们便用锅碗瓢盆以及碾磨之类的家庭用具代替，最初的产品是就地取材用传统的方法炮制出的膏、丹、丸、散、酊、露等中成药。
疏散物资
随着部队战地救护的广泛需要，消炎和麻醉药品尤为紧张。为了生产出化学药品，刘浪、董永芳、董星五东奔西走，拜师求教。董星五去了东海研究学习化工，董永芳稍懂日语，开始研究一本缴获的日本药学书，他们边学边干，很快便利用盐滩的卤水和纯碱制成了碳酸镁，将棉花纱布脱脂消毒后制成药棉、绷带和裹伤包，用烧碱和油质制成各种肥皂和消毒用品。1944年3月，制药组迁到了乳山县崖子乡井口村，招收了一批男女青年，并购置了毛驴，开始用畜力代人力碾药。此时，还选调原银匠出身的护士蔡金章手工打制出了手术用的镊子、探针等医疗器械。1944年5月，制药组人员已发展到70余人。同年10月，为应对敌人大规模的扫荡，药厂迁入四面环山的东夼仲家，胶东军区卫生部正式命名制药组为“新华制药厂”。记得这个名字还是由我提出来的。当时之所以考虑用“新华”二字，是因为这个名字有崭新的时代意义，那时，延安已有“新华社”，“新华”其含义就是要用新中国取代旧中国，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的中华，我们的药厂要成为新中华的制药厂。
针剂生产
在东夼仲家，成立了以地方支援的50匹马力柴油机为动力的磨粉组，由军工厂的王辰帮助设计了高6米的铜制酒精塔，扩大了酒精的生产能力。还相继成立了研究室、制药部、器械部、酒精厂、宣传部和印刷所。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制药部在兄弟科研单位的协作下，已经成功地研制出了部队急需的乙醚、氯仿、水杨酸钠、小苏打、麻黄素、当归流浸膏、甘油磷酸钙、漂白粉、斯锑母霜、安息香酸等，器械部已经制造出剪刀、钳子、手术刀、听诊器、假肢等，达到了部队所需药品器材的50%以上。
1945年日本投降后，形势虽然有了根本的好转，但卫生部考虑到药厂既要扩大发展，又要预防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决定把药厂搬到对外交通方便又靠山的观水村。这时，除了从青岛来了一名叫任重的女药剂师和另一位大学生外，东海工业研究室十余名研制医药的人员通过组织协调自愿来到药厂研究室，壮大了药厂的科研力量。为了加强药厂的流通运营机制，又把原设在解放区内崖子、桃村、海阳、莱阳的药房扩设到了烟台、威海、龙口、石岛，既销售药厂自制的药品，又收购舶来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研究院实验室
随着生产的发展，军区卫生部曾派副厂长姜铁川前往大连抢购了一批急需的物资设备，发现市场有潜力，随后又派材料科长王一峰率郝恩棣、董星五、李晓东前往大连继续采购。当时，为了更好地运营和对付国民党的接管，军区卫生部利用公产在大连成立了“华安公司”，华安公司实际上是卫生部的办事机构。我们以华安公司为基地采购物资，然后把采购来的医药设备等分别运到新华药厂和军区附属医院。为了加快新产品的开发，由董星五带领十十几名学生学习生物技术。期间，从大连聘请了一批日本医药生物技术专家，有几个还是医药博士，他们由精通日语的孙思哲、吴敬新陪同住在卫生部招待所。因为日本刚刚投降，这些日本专家来到解放区工作都存有一定的疑虑。针对他们的思想状况，我们除了加大政治思想工作外，还破例对他们的生活给与照顾。记得在欢迎他们的晚宴上，我代表胶东军区卫生部讲话，向他们讲解了我军的一贯政策，指出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会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并鼓励他们为增进中日人民的友好而尽力，和中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医治战争的创伤。当我们陪同的干部热情地为他们斟酒夹菜时，他们竟感动得痛哭流涕。欢迎宴会直到晚上10点，双方人员还依依不舍，不愿离去。由于我们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上都热情关怀他们，这些日本的医学和药学专家都为解放区的医药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被安排在医院的既解决了一些疑难病症，也为我们培养了医学人才；被安排在新华药厂的佐竹研制出了转化糖，生物制品专家山内、板荣在董星五组织的生物制品所利用胶东车区司令部批拨给药厂的一批受伤战马研制出了破伤风类毒素。这些药品在解放战争中不仅供应了华东战场，还支援了第二野战军。另外，他们还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儿童研制出了牛痘疫苗，这是解放区防疫工作的一件大事。这时，新华药厂生产的药品已能满足部队60%的供应。观水时期，由于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新华药厂虽曾一度暂时疏散，研究和生产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恢复生产后，一时间采购和销售两旺，村里人来人往，大车小辆，车水马龙，药厂的科研、生产、营销全面发展，蒸蒸日上，真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解放战争中，随着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形势越来越好，考虑到药厂的更大发展，胶东军区决定将新华制药厂从观水搬迁到便于利用焦化油生产化学原料药的张店，这是新华制药厂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历史性转折。1948年10月，药厂开始迁徙，从此，她迎着新中国的曙光，开始了一个新的成长和发展时期。
(本文发表于2003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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