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名医碰上“略懂一二”医道的文豪，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他45岁被贬职，来到黄州(治所在今湖北省黄岗县西北)，过着清贫的谪居生活。有一天，他到黄州东南30里的螺蛳店看田，想在那里购置几亩薄田产。由于路途劳累而病了。

正不知往哪里去求医,却听人说,麻桥有一位名医叫庞安时,医术高明,可惜医生的耳朵聋了。他找到了庞安时。这位名医虽耳聋，但脑子特别灵敏,你只要用手指在桌上画上几个字,他就能明白你的意思。苏轼跟他开玩笑说:“我以手为口,你以眼为耳,我们彼此都是一代奇人。”

袁文在《瓮牖闲评》中说,苏轼不觉将自己比作哑巴不是也很可笑吗?不过与庞安时交往也只能“以手为口”了。

《瓮牖闲评》

苏轼这次得的病是手臂肿痛。他给陈季常的信中说,据庞安时诊断,他的臂痛不是“风气”所致,而是“药石毒”发作,应用金针治疗。

苏轼病愈后,邀庞安时一同游览清泉寺,游玩中写了一首浣溪沙词，其后阕是：

谁道人生无再少 ，

门前流水尚能西 ，

休将白发唱黄鸡 ！

词中说出苏轼在仕途上不甘沉沦的信念,又寓意庞安时的回春之术。

由于政治和生活环境的剧变,苏轼身心渐趋衰老,目病和痔疾不时发作,他开始寻求新的解脱,早年接受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佛老思想开始萌发。尤其对佛老的养生思想,兴趣日浓。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说,每隔一二天,就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打禅练功,对佛教功法的空静真谛,领会颇深。他早去晚归,历时五年,坚持不懈。

黄州 . 安国寺

有一次,杨采、张规二友邀苏轼出游安国寺,坐中谈论调气生事,苏轼深深慨叹:

“难在去欲。”

他一句道出了非宗教者养生的困惑所在。

同时,他还热心于道家的养生术,曾经到黄州的天庆观练功多日。他结交方士,便于讨教道教虚静无为功法的途径和意境。

方士

苏轼对《周易》所说的“闲邪存其诚”有深刻的领会和发挥。其内容反映四字一句的《养生偈》里。他对嵇康的《养生论》颇为欣赏，曾亲手抄录好几本，其中一本送给罗浮郑师傅。

嵇康 . 《养生论》

嵇康“守之以一,养之以和”的养生理论曾对他发生过相当影响,他认为古代养生者吴子提出的“和”与“安”很有道理。“和”指人体顺应外界能力很强。“安”指心理平衡和健康,使外界致病因素作用减轻。这样,内顺和外轻,人体正常生理就能维持。

自从他留意养生以来,多方请教气功家,道、佛功法虽然繁多,他选择简单易行的去练。在《答王敏仲》的信中提到:近来觉得养生事,绝不用术新奇。养生术的益处,他有深切体会。

“张安道养生诀”中写道:其效果初期感觉不甚明显,但练到百余日,功用就不可估量。他说练功的感受十分微妙,难以用言语表达。不过,他毕竟概括出养生的诀窍，写了《养生诀》。

借助佛、道两家养生术,为苏轼中老年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一些好处。苏轼应用佛、道养生方法以健身,但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文学的生涯和仕途的振作。

庞安时自小跟从父亲学习王叔和《脉诀》,而他自己尤其注重《难经》,后来又自学了《灵枢》《太素》《针灸甲乙经》等著名经典著作,据《宋志》《书录解题》等记载,庞安时曾撰写《难经解义》一卷、《验方书》一卷、《秘宝方》五卷和《本草补遗》。

可惜以上几种书均佚失,现仅留存《伤寒总病论》七卷。

他对医学的主要贡献是悉心研究伤寒病,其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集中反映在《伤寒总病论》一书里。

《伤寒总病论》

该书按照《伤寒论》六经分证的方法,充分说明病证由脏腑往经络传变的原因。他特别强调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饮食起居与伤寒发病的关系。

他根据伤寒病的不同类型和症状,运用《伤寒论》汗、吐、下、和、温诸法,辨证治疗,获得显著疗效。同时,进一步阐明保存津液,护养胃气在伤病治疗中的重要性。以他丰富的临床经验,充实了《伤寒论》的方剂和治疗方法。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区分了伤寒和温病的不同,为温病学派的创立作出了贡献。

因此,苏轼在该书前的“手书”中称读这部书“真得古圣贤救人之意”。庞安时对伤寒病的认识和把握的程度,达到了十分娴熟的境界。北宋张耒在书后的跋中说:淮南(安徽南部)人讲庞安时能与伤寒说话。黄庭坚也称赞他为人治病:

“处其死生多验，名倾淮南诸医。”

庞安时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为远近病家所称誉。他常常将远方求医的病人留下来,安置在自设的“病房”里,亲自侍奉药粥,一面治疗,一面观察,病愈才让其回家。

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受庞安时的影响,将私人积蓄的黄金五十两,和公家的钱凑在一起,于城中开设了“安乐病坊”,后改为“安济坊”,专门安置收治贫病的病人。

苏轼说庞安时喜欢字画,如得到善本古书就喜不自胜。所以,名人雅土请他看病,多以字画相赠。

对于医学,苏轼也曾提出问题,他在给庞安时的信中说,人的五脏各只有个,独肾有两枚,却是为何?

凡人体之二穷者,均是水之升降门户,两肾液咸,非水而何?古人明目方,都是先养肾水,以心火暖之,以脾固之,脾气盛,水才不下泄,心气下,才使水上行,水不下洲而上行,目怎会不明呢?

他说“安常博极群书而善穷物理”,请他想想自己的看法是否对。

苏轼和庞安时关于医学学术的见解和交流,于《伤寒总病论》所附圣散子方和庞安时“上苏子瞻端明辨伤寒论书”中可见大概。

苏轼从蜀人巢谷那里得到了“圣散子方”。苏轼在方前的序文中把它与《千金方》中的“三建散”媲美,甚至说可以不问伤寒病是阴证还是阳证、男或女以及病情的缓急,只要服它几剂,就能恢复健康,再不用其他药物治疗了。

圣散子除了治疗伤寒以外,还有预防温病的作用。序中说:“时疫流行,平旦辄煮釜,不问老小良贱,各饮一大盏,则时气不入门,平居无病。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济世卫家之宝也。”

显然,苏轼过分看重了圣散子的客观疗效。因此,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专门写了“上苏子瞻端明辨伤寒论书”一文。他对苏轼的观点提出婉转而含蓄的批评。他说自己研究伤寒“用心三十余年”,广采博取诸家学说和经验,反复验证,选取切实可行的医论和方药,才敢编入书中。自己看病从来都是十分慎重的,诊脉辨证,处方用药,讲求实效,不敢轻易妄断，误人性命。

庞安时指出,伤寒和温病有类型的不同,症状的区别,不可一概而论,温病如当作伤寒,用汗法和下法治疗,必死无疑。这方面,国家“考正”的医书,无不详细论述。自己所以“区区略述”,其目的是想使百姓检方运用的方便,各人可以随证调治,同时,脉证也比较详细。这样,不必求助于粗俗的庸医,以致耽误病情甚至断送了性命。

此外,他还列举了古今人的体质、药物价格、剂量、度量衡以及剂型演变的历史原因。他着重指出汤剂和散剂不同的适应证,强调不能混同应用。他说，古医书中早已记载:病热重者,即于汤证之下注明,不可作煮散。

总之,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庞安时对苏轼主张不问症情,通用圣散子预防温病和治疗伤寒的观点,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最后他说,“耕者当问奴,织者当访婢”,“士大夫虽好此道(医道),未必深造”。这是十分中肯而又善意的劝告。从而提醒那些略懂一二医道的文人,不应妄发药议,以免带来偏差。

从上可见,苏轼和庞安时于不仅是相互仰慕、赤诚相见的挚友,又是在医术上相互切磋技艺的知心学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