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故事】胸科医院白衣战士：他们是青岛的“隔离墙”

如果以旁人的眼光来看，刘玉峰的从医生涯并不算幸运。内科专业出身的她，1989年被分配到了胸科医院，2002年，刘玉峰原本计划进京进修内分泌专业，但因为医院人手不足，她服从单位安排，被调到了胸一科主攻结核病，而就在调入胸一科后不久，“非典”疫情席卷全国，胸科医院作为定点治疗医院，这里的医护人员成了全青岛的“隔离墙”。

“还真没有怕过，所有人都在往前冲，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们是医生，有些事别人能躲，我们不行。”刘玉峰说，非典那年，院里收治了青岛唯一一例疑似患者，她作为第四梯队的队长，参与了患者的救治，尽管过去了15年，但对于“非典”期间的种种，刘玉峰依然记忆犹新。

“什么都顾不上想，每天就是各种忙。”刘玉峰说，在“非典”的时期里，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几乎都没有了私人时间，照顾隔离病房里的病人、研究“非典”的治疗方案，工作填满了自己的全部，事后可能会后怕，但身在局中，每个人想的都是如何做好手上的工作。而在一天的时间里，唯一能够松懈下来的时间，就是晚上不忙时，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儿子刚上小学，每天打电话来先问我病号怎么样了，然后就跟我抱怨他爸做的饭难吃。”刘玉峰说，小男孩好面子，孩子是她从小一手带大的，孩子说爸爸做的饭不好吃，其实是想妈妈了，想让她快点平安回家。

经过医护人员的抢救，疑似“非典”病例被成功治愈，刘玉峰和她的白衣“战士”们首战告捷。而后，作为常设组织，胸科医院以“非典”班底成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梯队，在抗击禽流感、甲流期间，成功捍卫了青岛人的生命安全。

除了应对突发疫情，胸科医院的白衣战士们面对最多的还是结核病。作为呼吸道传染性疾病，肺结核有着“白色瘟疫”之称，肖邦、雪莱、鲁迅、林徽因也都是在“肺结核”的折磨下，撒手人寰。

常言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尽管近现代关于结核病的防治已经取得非常大的进步，但民众对于结核病的恐惧并没有减轻，连刚出大学校门的医科生都不能免俗。

“刚来的时候，我进胸科病房都是戴两层口罩，一天恨不得洗八遍手。”苏海涛是胸一科的副主任，也是医院青年医生中的佼佼者，他说，自己刚来医院时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了同事间的一个段子。

“无知才会恐惧，其实真正进入这行，做好防护，不会有任何影响。”苏医生告诉记者，医院对于医护人员的操作流程有着明确的规定，就是为了在工作中保护好医护人员。从2009年进入胸科医院，9年的时间，苏海涛已经从那个害怕被感染的新人成长为应急梯队的新任队长之一，而真正让他转变的还是前辈的们的态度。

“我见过不止一次，病人突发大咯血，刘主任真是顾不上戴口罩第一时间就冲上去，带菌的痰、血什么都碰过。”苏医生说，医生也有职业习惯，当你看到病人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其他的一切也就顾不上考虑了。

单从硬件条件上来说，胸科医院在青岛众多医院中并不占优势，尤其是工作性质特殊，医护人员流失的问题一直存在。

“别说年轻医生了，当初跟我一起入院的4个人，现在就剩下我1个了。”刘玉峰在胸科医院工作了29年，从没有想过离开。不离开并不是因为没去处，相反很多医院曾向刘玉峰伸来橄榄枝。一位护士告诉记者，周一是刘主任的门诊时间，胸科医院这样有着宽阔院子的医院居然会因为刘主任门诊而无处停车，其医术、口碑可见一斑。

“有些事总要有人干，如果大家都因为工作有风险、奖金少而离开，我们的结核病患者又有谁来为他们治病？”刘主任说，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在这个领域做精、做好。

在刘主任的职业生涯中，治好的病例不计其数，但有一个9岁的小男孩让她印象深刻，当时孩子突发结核性脑膜炎，入院时高烧40℃，意识已经模糊，大小便失禁，病情危重。如何在保住孩子生命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药物副作用带来的二次伤害，在刘玉峰心中至关重要。连续几个昼夜，刘玉峰几乎没有离开过医院，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救和密切观察，孩子的病情逐渐好转。

“阿姨，你真棒！我以前看书总是记不住，现在我看一遍就能记住了。”刘医生说，听了孩子完全康复出院时说的这句话她哈哈大笑，她笑着回答那是孩子你长大了、懂事了。

刘玉峰说，这么多年孩子出院时的这句话她一直记在心里，作为一个医生，学了一身本领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必须想明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