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传来喜讯，上海医疗援藏工作再结硕果：6月9日，上海对口支援的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正式挂牌“三甲”，成为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首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在海拔3800余米的高原建设一家具备较高医疗服务能级与辐射能力的综合性大型医院，绝非易事。“长期以来，沪藏两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医院发展。今年1月，人民医院被国家评审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是上海市卫健委、各相关医院全力支持，三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和人民医院全体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倪俊南自豪地告诉笔者，“‘巩固’和‘提升’是现阶段的关键词，要充分发挥‘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对本地医疗人员的传帮带作用，巩固好医疗援藏成果，努力提升市人民医院服务能力。把医院诊疗水平真正稳定在西部地区三甲医院平均水平以上，才意味着组团式医疗援藏的成功。”
硬件升级 立足百姓所需
回望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创“三甲”的整个过程，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上海医疗援藏团队领队、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组书记张浩感触良多。
时间拨回到2016年的夏天，初到日喀则的张浩尚未适应高原环境。坐在旧院区简陋的办公室里，张浩每天都不得不边吸氧边处理工作。而此时一项艰巨的任务已然摆在他的面前：加快推进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创三甲工作，让医院整体水平在2018年符合三级甲等标准。
作为一家成立于1955年、曾经承担过十世和十一世班禅健康保健任务的老牌医院，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担负着占西藏总人口四分之一的18个县（区）80万人口的防病、治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等任务，以及阿里地区及那曲地区部分县，甚至南亚各国（地区）转诊患者的诊治工作。
然而，比照医院的定位，旧院区显然已经难堪重负：拥挤的门诊大厅里，等待挂号的患者动辄排成长龙；老旧的住院部里，横七竖八的加床将本就狭窄的走廊占去一半……如此种种，无不提示着医院硬件的提升已经迫在眉睫。
2017年10月，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新院区正式投入使用。作为上海市第七批重点援藏项目之一，新院区占地面积180亩，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建筑投入7亿元。新院区门诊大厅宽敞、病房干净舒适、诊疗区域布局合理，为就诊患者提供了优越的硬件条件。
迁入新院后，医院科室从39个增加到50个，其中包括18个职能部门和32个临床（医技）科室，医院一跃成为西藏自治区科室设置最为齐全的医院之一。同时，随着128层CT、血管造影、3.0T核磁共振等一系列高新设备的引入，院内医疗设备的先进程度和齐全程度也达到了自治区先进水平。
“新生”的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总体布局合理、硬件设施先进，是目前西藏地区单体投资最大的医院之一。但在张浩看来：“如何在医院管理、医疗水平、人才建设等各个方面全面对标上海，实现‘内外兼修’，才是我们工作的目标。”
科学管理 推动机制变革
政府要求体现公益性，患者希望满足医疗需求，医院面临自身发展。这就要求现代医院的管理不仅要让社会满意、患者满意，还要兼顾医院经营、管理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发展中的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引入更为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实现医院运行机制改革，同样尤为重要。
在上海市第八批援藏干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副院长路彦钧牵头下，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于2017年5月起全面启动绩效考核与分配制度改革，迈出了医院管理革新的坚实一步。
路彦钧回忆，通过前期调研，他发现医院里“大锅饭”现象严重，绩效考核不体现工作量，医务人员积极性普遍不高：“每个月就等着科室分奖金，做多做少都一样。这样的机制显然不合理，同时也违背了医改精神。”
面对这一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医院成立了绩效考核与分配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负责调研制定绩效分配改革方案。同时成立绩效考核办公室，设置专门岗位、配备专门人员，具体落实改革方案的各项措施。
秉承借鉴上海经验、结合当地实际的原则，路彦钧率领工作小组在院内广泛开展调研，同时多次组织职工参与讨论，不断完善方案，打消职工对改革的顾虑。最终，改革方案于2017年4月在职工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
根据新方案，医院实行院科两级分配，院部一级分配向重点学科、风险责任高的学科倾斜，根据学科地位、医疗风险责任综合评价学科岗位系数，科内二级分配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业绩突出的员工倾斜。
同时，新方案通过对工作量和工作质量考核综合核算分配额度，体现诊治病种难易度和技术难易度，加大对重点病种、重点手术的奖励力度。
此外，新方案还切断了经济指标与医务人员考核之间的直接联系，切断了药品收入与医务人员分配之间的直接联系。药品收入不再列入科室绩效考核指标中，同时增加药占比考核指标，奖励降低药占比的科室。
改革措施调动了医院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尤其是收治危重病人的积极性。改革前后的同比数据显示，医院门急诊人次提高25%，住院人次提高4%，手术人次提高35%，抢救成功率提高4.3%，平均住院日下降1.8天。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李坛珠，有着20年临床经验。对于这场上海援藏团队带来的改革，他的理解朴素而又真诚：“简单说就是‘多劳多得’嘛！技术越高，做的手术越多，发表的文章越多，收入相应也就越多，越能体现作为一名医生的劳动价值。”
精进技术 坚持“病患第一”
医疗能力的提升，是医疗援藏工作为受援医院带去的最为立竿见影的变化。自2015年上海启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以来，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共开展了临床医疗新技术316余项，其中红细胞单采术等50项新技术新项目填补了西藏自治区空白。
张进是上海第三批“组团式”医疗援藏队成员，同时也是首位派赴日喀则的泌尿外科专家。他至今还记得初到科室熟悉情况时，见到的两名来自定日县的小患者：小哥俩一个10岁、一个8岁，小小年纪就双双患上了膀胱结石，必须立刻进行手术治疗。
如今，泌尿外科已经全面进入微创治疗时代。然而，受设备和技术的限制，日喀则当地对于泌尿系统结石的治疗方法，仍广泛采用传统的开放式手术，也就是俗称的“开大刀”。这就意味着，为了取出结石，医生将不得不在这两个藏族男孩的身体上，划开一道近20厘米长的口子。
这一幕，让张进觉得很不是滋味。一股强烈的冲动涌过心头：“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必须要做点什么，不能再让病人带着那么大的刀口回家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相应的设备，再好的技术也无法施展。幸运的是，在医院的库房里，张进意外找到了一台气压弹道碎石机。当地医生告诉张进，这套设备于多年前购置，由于缺乏经验，当地医生不敢贸然使用，只能闲置。
与新技术相比，气压弹道碎石虽然稍嫌落伍，但相比“开大刀”仍是巨大的技术进步。张进多方联系沟通，终于找来了当年的供应商进行设备调试。2017年9月，张进亲自操刀，使用这套设备完成了第一例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将日喀则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拽”进微创治疗时代。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是目前治疗前列腺增生的“金标准”。在日喀则开展这一技术，是张进给自己定下的又一个目标。然而，张进沮丧地发现，医院虽然有相关设备，但却缺少关键部件“电切环”。重新购置这一部件，不仅支出巨大，更将耗费大量时间。
有了上一次成功“淘宝”的经验，“等不起”的张进开始寻找替代品。他了解到妇产科曾经购置过用于治疗子宫肌瘤的电切设备，便“缠”上了妇产科手术室的护士长。最终，他们又是在库房里找到了同样闲置多年的电切环。
经过调试，来自妇产科的部件与泌尿外科的设备竟完美匹配，治疗如愿得以开展。此后，泌尿外科又添置了最新的钬激光设备，结石、前列腺增生等常见病全面实现微创治疗。
以院包科 让帮扶更精准
通过“以院包科”的形式，对受援医院进行精准帮扶，是上海“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的创新之举。包括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瑞金医院、仁济医院、新华医院等在内的十家上海医院，先后与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签署了“以院包科”合作协议书，分别对口帮扶医院的10个科室，并对应成立了10个临床医学诊疗中心。
在10个临床医学诊疗中心中，最“年轻”的当属与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合作建立的“西藏西部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心（胸痛中心）”。成立尚不满一年，胸痛中心已屡屡发挥作用，挽救了多名危在旦夕的患者。
不明原因的胸痛，背后可能潜藏着威胁生命的巨大健康隐患。近年来，通过多学科合作建立胸痛中心，从而为胸痛患者提供快速而准确的诊断、危险评估和恰当的治疗手段，已成为全球医疗行业的趋势。
西藏高原地区缺氧，心脑血管疾病多发，且往往病程进展迅速。但是受制于医疗条件，当地对于危重病人缺乏救治能力。随上海市第三批“组团式”医疗援藏队伍来到日喀则后，李宪凯就立即着手筹备组建日喀则人民医院胸痛中心。
今年5月17日中午时分，正在查房的李宪凯突然接到了来自江孜县人民医院的电话：他们刚刚收治了一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随时有猝死风险，准备迅速转入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直接行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治疗。
电话尚未挂断，患者突发室颤，意识丧失。虽然通过急救，患者恢复了正常心率，但还是出现了心源性休克等紧急情况，病情仍然非常危重。
时间就是生命。待患者情况相对稳定后，江孜方面立即将患者送上120急救车。而远在日喀则市区的李宪凯，则与一众专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手术前准备，时刻等待患者到来。
飞驰的车轮把患者平安转运至医院胸痛中心。医护人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立即展开病情评估。李宪凯披上近10公斤重的铅衣，迅速上台，第一时间完成冠状动脉造影。经诊断，患者左冠状动脉前降支近段出现斑块破裂，狭窄99%，并伴有血栓，需要立即植入支架，开通血管。
然而，刚刚完成诊断的患者突然出现了烦躁、胸痛的症状，并再度发生室颤。李宪凯临危不乱，指挥团队进行抢救，最终成功为患者植入了一枚支架。手术完成后，患者胸闷痛的症状迅速得到缓解，并转入CCU（冠脉重症监护病房）进一步救治。
此时，距离患者到达医院仅仅过去了40分钟。正是依靠这生死时速般的40分钟，胸痛中心团队在高原上赢得了与死神的赛跑。
人才培养 从“输血”到“造血”
对日喀则当地医务工作者开展“传帮带”，培养人才、打造队伍，是医疗援藏的一项重要任务。
名师方能出高徒。自2015年8月起，上海先后选派了三批次62名组团援藏专家团队，团队成员均为沪上知名三级甲等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或技术骨干。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则确定了157名重点培养对象，通过“一对多”的形式，由援藏专家进行“师带徒”培养。
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帕珠，手机里珍藏着一张摄于今年4月11日的照片。照片拍摄的对象是一块大屏幕，屏幕上，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周良辅院士正通过远程会诊系统分析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收治的一名患者的病情。
今时今日，回忆起当时的经历，这位40岁出头的藏族汉子，眼里依旧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周良辅院士是业内首屈一指的权威专家，是真正的‘大咖’！能和他直接对话讨论病情，这样的机会在西藏太难得了！这还得感谢虞老师的安排！”
帕珠口中的“虞老师”，是上海第三批“组团式”医疗援藏队成员虞剑，而帕珠则是他是四位“徒弟”之一。
初来乍到，虞剑就发现“徒弟”们临床经验少，许多新的诊疗手段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无法实际开展。这让虞剑很是着急：“医学是经验科学，唯有不断地上手操作，才能通过经验总结提升水平。”
于是，虞剑化身“贴身私教”，将教学融入科室的日常工作中。他带着“徒弟”们查房、读片、分析病历；“徒弟”登台手术，他全程陪伴左右，遇到操作难点时，他亲自操刀示范；“徒弟”出现失误，他也会不客气地指出。
不仅如此，虞剑还为自己的“徒弟”们积极争取参加各种论坛和培训的机会，让他们更多接触最前沿的诊疗理念，拓宽临床思路。同时，在虞剑的积极协调下，“徒弟”们通过远程会诊，也有了与相距万里之遥的上海专家面对面的机会。
老师卖力，“徒弟”也争气，令虞剑非常欣慰：“基本功比我刚来那会儿扎实多了，临床思路也更清晰了。最重要的是，科室里逐渐有了自主学习的氛围，大家会主动聚在一起讨论病历。”
争气的不仅是虞剑的“徒弟”们。“组团式”医疗援藏三年来，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开展的316项临床医疗新技术中，目前已有115项实现本地掌握。即便援藏专家不在场，本地医务人员也能够独立开展。其余新技术则采取本地医务人员在前台实际操作，援藏专家在“幕后”指导把关的方式，逐步实现从前台到后台的转变。
理念转变 让发展可持续
医疗援藏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也离不开本地医务工作者的努力。张浩说：“技术帮扶、外援支持，终究只是一种‘劳务输出’。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是日喀则的医疗事业在整体理念和工作作风上的变革。”
2015年8月，次琼从临床科室转到了院内感染科。对于这次工作调动，次琼身边的友人并不看好：“院感科不就是专门挑刺儿的吗？去这种得罪人的科室，图个啥？”
友人的想法并非孤例。长久以来，由于对院内感染管控工作缺乏足够重视和理解，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院感科一直都是挂靠在门诊办公室下的一个“边缘部门”，非但没有完整的组织架构，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也常常遭受阻力。
次琼回忆，当时去临床科室检查院感工作，自己没少遭人白眼：“护士长一看到我就说：‘哟，你又来翻垃圾桶啦？’”
医疗援藏团队的到来，让情况产生了变化。
适逢创建“三甲”，医院开启了院内感染控制管理专项培训。同时，院领导还特意请来上海专家进行调研，对标找差、汇总意见，这其中就包括院内感染领域的专家。此后，次琼更是被派往上海接受短期“集训”。所有这一切，都让次琼感受到了“观念上巨大的冲击”。
受到“冲击”的不仅仅是次琼一个人。潜移默化中，全院上下的理念和想法都悄然发生了改变。院内感染控制工作愈发得到重视，院感科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小科室”，曾经对自己冷眼相待的临床科室甚至主动上门，与次琼共同商讨院感问题。
消化科主任李群英同样深切感受着变化：“本来我们这里的工作节奏总是不紧不慢，但是上海来的专家们给我们带来了上海的节奏：就是一个字，快！专家们不仅工作节奏快，甚至连说话语速都快，走路都带着风。”
去年10月，李群英正式赴任医院消化科主任。而在此之前，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并无消化科的建制，消化与呼吸合属大内科。
在上海医疗援藏团队的工作作风感染下，新成立的消化科很快跟上了“上海节奏”，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新技术展开一项接一项，人员培训一场接一场，每月收治的患者数量较“大内科”时代翻了一番。同时，科室也逐渐有了清晰的长远规划，有了完善的人员梯队，更重要的是，有了不断前行的信心与动力：“上海医疗援藏团队给了我们底气，对于科室未来的发展，我们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