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4日，省委书记、省长刘奇在井冈山调研时偶然间读到《红色家书》，不忍释手、动情落泪、彻夜难眠。在基层和机关调研走访时，他多次向全省党员干部推荐该书，并发出号召：“每位同志都要认真读一读红色家书。”
今天第三期给大家带来的是，邓恩铭给母亲的信“诀别”。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宁死而不求虚伪、卑污、罪恶的自由”—邹子侃给父亲的信。
邹子侃(1912一1932)
浙江省临安人。1925年考入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校党支部书记，积极开展秘密工作。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学校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受上级党组织指示，参与建立杭州笕桥平民学校，被聘为校务委员，从事农民运动。同年11月10日晚，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后关押在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艰苦的监狱生活使他患上了严重的猩红热和肺结核，高烧昏迷，经过他父亲的竭力疏通，得以保外就医，病愈后，他毅然选择重回狱中，和难友们共同开展狱中斗争。1930年春，中共狱中特别支部成立，担任组织委员。同年底，特支进行了改组，任书记。提出了"自己救自己"的口号，积极执行党的“破狱”决定，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发动团结了70多为难友，成立大、中、小队行动组，自己亲任总指挥，制订越狱暴动计划。1931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暴动计划暴露，遭到传讯。面对酷刑，他坚不吐实，保护了其他同志的安全。1932年2月2日深夜，被秘密枪杀于狱中，时年21岁。
给父亲的信
邹子侃
父亲大人膝下：
敬禀者，日昨大人来此相探，嘱男在彼狗官面前书立悔过书，以求释放出狱。舐犊情深，思之黯然。男午夜扪心自问，天良未泯，爱国无罪，今身在縲绁之中，固不知有何“过”之可“悔”！？“悔过”也者，敌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妄想沦全国人民于奴隶之境之大骗局耳，幸勿堕反动派之术为祷。男在狱中虽苦，尚幸灵魂洁白无瑕，故宁死而不求虚伪、卑污、罪恶的自由。大丈夫头可断，志不可屈。男非敢故违严命，亦非不念慈母之恩与夫弟妹之亲。然为国家为革命，也顾不得这许多了。望大人好好督促弟妹用功读书，将来长大以后，一定要走上我所走过的道路。
肃此，敬请
金安
男子侃 叩上
他们的
故事
狱中特别党支部的斗争
在土地革命时期，杭州的国民党陆军监狱是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囚禁、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主要场所。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始终胸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采取各种斗争方式，激励自己，团结群众，前仆后继地同反动当局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在狱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
浙江陆军监狱是军阀割据和混战时期建造的老监狱，原是囚禁军事犯、盗匪犯及其他刑事犯的。监狱四周筑有双层高墙，设有瞭望全监的两处岗楼，狱内七重大铁门，戒备森严，共有大小牢房40间，还有一个刑场。1933年秋，浙江陆军监狱改属国民党司法行政部直接管辖，改名为“浙江军人监狱”。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杭州沦陷，这所反动监狱才被迫解散。
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陆军监狱中的“政治犯”凶狠残暴，丧心病狂地进行虐待、迫害和屠杀，其手段卑鄙毒辣，令人发指。先后被囚禁在这里的“政治犯”有1500 多人，遇害的有150多人，其中有4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即张秋人、徐英、卓兰芳和罗学瓒；还有张叔平、贝介夫、沈乐山、赵济猛、徐玮等11位省委常委、部长。身陷牢笼的共产党人采取了各种公开、半公开、秘密的特殊工作方式和斗争形式，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狱中的党组织
1927年4月杭州发生反革命政变后，浙江省和杭州市许多秘密机关相继遭到破坏，很多共产党人先后被捕入狱。1930年春正式建立了中共狱中特别支部，书记徐迈进、宣传委员裘古怀、组织委员邹子侃领导狱中斗争，根据狱中的情况及时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有组织地进行斗争。
狱中特别支部设法与中共杭州市委接上了关系，并取得了当时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的认可，卓兰芳指示:“组织起来，好好学习，加强对群众教育。”特支组织极为严密，党、团混合编组，被吸收参加特支的党、团员要经过严格的考查，并不是狱中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是特支成员。狱中联系主要利用“放风”和其他机会进行。为保证联络的安全，他们专门编了一部密语字典，将常用政治术语用生活言语代替，如外面上级党化名为“外祖母”，狱中党支部化名为“母亲”;支部成员的姓名也用假名代替。这时期，狱中特别支部根据狱中的特殊情况，采取“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加强党内党外的联系和团结。
1930年夏秋之间，全省各地农民暴动和工农红军的武装游击活动屡遭镇压，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先后被捕，卓兰芳也于同年9月间在杭州被捕入狱。1931年3月26日以邹子侃为首组织领导的越狱斗争流产后，卓兰芳、邹子侃、何觉人等相继在狱中英勇牺牲。在无法与狱外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张崇文、寿开庭、高子清、章良道等同志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又先后组建了第三、四届狱中特支。这两届支部认真总结了狱中斗争的经验教训，比较明确、完整地提出了狱中党组织的三大任务(即“自己解放自己，组织难友学习，改善囚徒生活”)和四项策略(即“打破消息封锁、争取看守同情、坚持过集体生活、打叛徒”)。狱中特支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36年。
凶残的国民党反动派
1930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命令各中心城市的地下党组织立即领导总罢工和举行武装起义。狱中特支受上级指示，要求配合狱外的土地革命。5月12日，不少难友反对军法处长到监房训话，并提出买书、发书等要求。狱方借口“违反监规”，布置好审讯场面，把裘古怀、鲍悲国、杨晟、陈琳、徐梅君等20余人提出囚牢，当众用藤鞭残酷抽打。这就是五一二大拷打事件，是国民党准备迫害“政治犯”的严重信号。敌人的这种行径激起了难友的更大义惯，在特支的组织下，狱中斗争一步步高涨。
1930年7月，全国各地掀起的武装暴动，沉重地打击并直接威胁着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国民党反动派下令各地对在押的“政治犯”实行血腥屠杀。8 月27 日，国民党浙江反动当局在浙江陆军监狱采取了突然行动，监狱长亲自带领军警到各牢房提人，19名“政治犯”接连被押往刑场，连续的口号声夹着不断的枪声震动了监狱内外，狱内各牢笼难友义愤填膺，《国际歌》声震耳欲聋，情景十分悲壮。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八二七血案。
狱中党员坚持斗争
从1929年开始，狱中党员骨干发动难友进行了多次群众性的绝食斗争。如抓住难友包炤光被迫害致死的严重事件，全监难友一致行动，在家属探监那天绝食，提出立即宣布刑期、有病保外治疗、改善生活待遇等正义要求，通过探监家属，得到了狱外舆论的支持，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久，他们又发动了争取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向狱方提出了“十大要求”，得到全体难友的支持，狱方无法驳回，斗争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狱中的学习气氛很浓，党员骨干和狱中特支领导难友们学政治、学文化。他们凭记忆整理出一份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摘要，向党员们进行传达;发动难友通过各种渠道，搞到许多政治书和文艺书。这种读书学习活动，对于提高难友们的政治、文化水平，稳定革命情绪，坚定革命信念，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狱中，他们还编辑了秘密刊物《火花》和《洋铁碗》。这两种刊物对传达特支意图、交流思想、组织学习和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没有在非人的生活面前折腰，仍然保持高昂的斗争情绪，创作的《囚徒歌》在狱中广为传唱，后来还传到上海、南京等地监狱中。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日机轰炸杭州笕桥机场。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狱中共产党员为要求共同抗日与狱方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后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与国民党政府的交涉下，不少革命者陆续出狱。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获释后，纷纷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
（摘编自吕红：《地狱·丹心·火花——记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浙江陆军监狱的辛苦斗争》，原载于浙江档案网）
【编辑/雷丹 范静 审稿/魏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