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在那个特殊时期，中央国医馆不畏艰险，医者仁心，为战争中的伤员有效医治，为当时深陷战争旋涡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全国各地的医药人也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中国的医药市场正不断蓬勃发展，奥吉娜药业愿与各位一路，为国内医药市场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只有科技强大，祖国才能真正的强大，愿祖国繁荣富强，和平兴旺！
以下内容来自于广州中医药大学教师陆金国，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特殊日子里重温那段历史。
位于南京老虎桥的中医救护医院总院。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在惨烈的战争中，战士伤亡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伤员挤满离上海不远的当时首都南京。
对战争的爆发，国民党元老、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早有预期。中央国医馆作为南京政府时期全国中医药界的核心机构，一直致力于领导业界抗争与发展。1936年，在促请政府公布《中医条例》，使中医地位得到法律保障后，焦易堂即访问各地中医界，呼吁做好积极为国服务的准备。他在视察广东中医院的讲话中指出：“须知国际风云日急，如一旦国家有事，国医不能于战争之下，成立一后方医院，或战场救伤队，将我国医界份内之救国工作放弃，则不能帮忙国家，必为政府所轻视。”（《广东中医药校刊》1936年）
1937年下半年，战事日炽，焦易堂“有鉴于前线炮火猛烈，后方敌机之猖獗，日人之违背国际公法，蔑视人道主人，伤兵载归，络绎于道，难民流离，痛哭一路，且战线绵长，抗日持久，海口早经敌人封锁，西药来源断绝，本疾痛惨怛之心，思所以未雨绸缪之计，为发扬国医国药固有之特长，唤起全国动员，宏施救护之愿，以增厚抗战力量，而尽救国责任”（《中医救护医院工作报告书》）。在国民政府行政院振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子桥的支持下，于1937年10月9日起在南京下关中门街兆庆里内设立了过京难民诊疗所，聘请医师、护士，分设门诊与住院病床，免费为难民、伤兵救治。诊所共分内科、外科与伤科，每日诊疗达600人之多。
由于就诊者日多，而诊疗所地方狭小，不能满足需要，焦易堂与朱子桥决定将诊疗所扩充为中医救护医院。首先订立《中医救护医院章程》，列明“本院由振务委员会、中央国医馆会同设立”，宗旨为“以中医学科技术治疗内外伤病，兼采新式器械方法，办理救护工作”，经费来自振务委员会、中央国医馆、军政部款以及社会捐助，并成立中医救护医院董事会进行管理。由振会委员会与中央国医馆会同聘请于右任、孙科、居正、孔祥熙、陈立夫等高官名流为董事，推选于右任为董事长，陈立夫、焦易堂为副董事长，朱子桥任医院院长，饶凤璜、黎剑虹、张钟毓为副院长。确定位于南京老虎桥的原江苏第一模范监狱为院址，迅速增聘医护人员，设立内外科室，分为东西两院，每院各有病床500张。设有伤外科病室、外科配药室、手科手术室和内科配药室、内科煎药室等。医务人员分为预诊组、伤外科组、内科组、针灸按摩组、X光组、检验组、门诊组等。又将原来的兆庆里诊疗所作为第一分院，在中山桥建成第二分院。中医救护医院主要救助前线伤病员及难民，“举凡切伤、刺创、擦伤、裂创、搔创、轹创、枪创、弹片创等，经本院伤科医师治疗，获效既众且捷”，其它各种“兼发痈疽疔疮者，为数亦颇多，皆均应用中药而臻全治”。
中医救护医院成立不足半月，日军已进逼南京，首都各伤兵医院纷纷迁出南京。中医救护医院则坚守到了最后，在日军攻陷南京前数日，张钟毓“率同全体医师、职员、护士以及伤病官兵，挥泪渡江”。
医院迁到武汉，原计划在汉口建院，然战事日紧，只得加聘冉雪峰为中医救护医院副院长，委托他领导该团负责武汉的救护工作，总院则继续西迁至重庆，择定重庆大梁子磁器街六十二号为院址恢复成立。后来，万县和陕西西安也都建成了中医救护医院分院。
注重特色，简化用药
《中医救护医院工作报告书》说：“官兵难民之患内外症者，就诊于本所，结果良好，舆诵载道……伤兵之中达姆弹各医院认为必须锯截者，经本所伤科施以手术，敷置中药，旋获治愈者，不一而足；内科如赤白痢疾、疟疾、泄泻、肿胀、脚气、流行性感冒等，自服中药，无不治愈。”
具体事例，如一六〇师九五五团一营一连中尉排长钟椿峤，中弹受伤，由手背穿出手心，创口周围绕腐烂溃脓，已成为坏疽，经用中药治疗，伤口得以愈合，避免了截肢。
救护医院既注重中医特色，又结合救护需要简化用药，当时“来所之病兵，日在五六百名上下，所患疾病，都系疟疾、痢疾、风寒咳嗽、水土不服等，病型相同，且军人生活简单，营中无大批煮药器，授以饮片，无法煎服，故由医务组选定对证良方（如清脾饮、芍药汤、止嗽散、藿香正气丸、午时茶等），加工赶制，以应急需”。成立中医救护医院后，由南京著名药铺张泰和设分号于院内，更好地保证了药物与制剂。在武汉时见冉雪峰主持的湖北国医战地后方服务团制造的40多种成药，“颇合救护之用，曾经本院及该团治疗所救护队实际施用，成效昭著”，于是委托大量制造，以备应用，后来在万院成立分院后，“所诊病人，士兵占十分之六，于是在汉所制之药，遂占治疗上重要位置。其有自非成药所能遍治者，仍酌用汤药焉”（《中医救护医院工作报告书》）。
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
服务后方，征方集药
中央国医馆自从1931年成立，定位是一个学术性的官方机构，可在各地设分馆、支馆，但不具备中医行政管理权。迁渝后，其主要架构与职能未变。理事会大部分理事也都随迁到了重庆，定期召开常务会议，馆务正常运作。而且还推动了内陆省位分支馆的建设。如1938年11月15日成立重庆市国医分馆；1939年年9月1日成立四川省国医分馆，随后成都等地先后成立了27个国医支馆；1943年增设安徽省分馆等。同时中央国医馆还举办伤科训练班及救护队，注重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尤其是重视单方验方、特效药及有关伤科救护等，以便能够更好地为抗战服务。
地方分馆也做了大量工作。如四川省国医分馆拟定了“征求效验秘方秘药办法”，征集范围是家传（师传）或自行研究所得外科或各种奇怪病症以及沉疴痼疾效验秘方或秘药，并有奖励办法。1941年夏四川省国医分馆编制“国医防治时疫宣传大纲”，针对当时流行的霍乱和两种时疫，分别拟定中医方药，广为印发宣传。
由于战时困难，人民普遍营养不足，重庆政府1941年曾举行“营养改进运动”。为响应政府，中央国医馆提出发扬中医特色注重食疗，发函各地分馆及医药团体说：“在此抗战时期，前方将士，风餐露宿，后方民众，流离播迁，加以我国素少卫生设备，以故前后人民之病者，固急待救济，而其羸弱者，亦亟有加以滋补培养之必要，务期人人健壮，庶可趋事赴功。查我国有效之补剂以及救急良方，载在医典者固多，而其世传秘方，未曾公开者，尤复所在多有。兹特广为征集，即希贵代为搜罗，汇寄本馆，经便编辑。”（《致各分馆各医药团体及各县长通函》）后来又“博采群书，搜罗黄籍，凡有裨疗养之食品而无毒克之忌者，著为《疗养食谱》，全书共六册，每味食品逐一标明其性味、调制、症状、病理、治疗”（《中央国医馆廿八年以后工作概况报告书》）。
战时努力，纳入体制
抗战前，社会一直存在“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议，以接受西式教育为主的国民政府官员，一直拒绝将中医纳入教育和医疗系统，也禁止中央国医馆及各地分支馆直接干预卫生行政事务。中央国医馆身份尴尬，各种救护努力并未被纳入战时卫生系统之中。
但政局的变化使战时中医获得了纳入体制的机会。一方面，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期间，一向支持中医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出任了教育部长一职，他大力推动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为中医制定规程。1939年2月20日，教育部第三届医学教育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前陈立夫先致词，“谓中医譬如土法采矿，西医如机器采矿，目前应令中医力求进步，不应根本不排斥”。会议议案之一即讨论中医界提出的“拟请教育部颁布‘暂行通则’使各省市普设中国医学校案”。焦易堂发言说：“准许中医设立学校，系中央代表大会决定之原则，此项课表乃由陈（立夫）部长交会咨询意见，故本会只能讨论课表是否合理，不能在原则上再加讨论。有人主张将此案提付表决，万一否决，将令陈部长无法应付，故主席如决定表决，本人一定退席。”与会代表虽然西医为多，但大多噤声，提案获会议通过。1939年4月，教育部正式公布“中医专科学校暂行科目表”，这就标志着教育系统承认了中医学校的合法性。
卫生系统方面，国民政府的“卫生行政大纲”只要求各地设公立医院，没有中医院。由于战时需要和中医的优异表现，首先在军队医疗系统中提出了采用中医的建议。1939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勤部在衡阳召开兵部业务会议。湖南伤兵管理处提议“请各机关采用中医中药治病”一案，大会议决：由中央国医馆在各省适当地点试办中医院以资补助。中央国医馆于是拟订“军政部第一中医后方医院编制草案”，呈请军政部核准。军政部审查后建议改为“临时医院”，待办出成绩，再定编制。这打下了卫生系统容纳中医的基础。1940年，中央国医馆有关创办中医院的方案及预算，历经2年后获卫生署与行政院批复同意，1944年5月在重庆正式成立了首个国立中医医院———陪都中医院，直属卫生署，卫生署中医委员会主任陈郁任院长，高德明任副院长。该院分内、外、妇、儿四科，儿科主任胡光慈，内科兼妇科主任康昭谨（外科未定主任），设有检验室和护士室。有职员27人，均由卫生署支薪。医院仅设门诊，抗战军人家属及军警均可免费就诊，赤贫病人也可视情免费。是民国时期唯一纳入卫生行政系统进行管理的国立性质中医医院。
同时，一些中医也被吸纳到后方的救伤医院服务，云南缜缅公路工地沿线，也有公立的中医诊疗所为民工服务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出台了《中医师担任后方征属及患病官兵医疗服务办法》，要求各地中医师公会编组中医师服务队，对征属和官兵实行免费治疗。
中医药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后来中医界人士回顾指出：“由于几年战争的破坏与对外交通困难或隔断这一事实，适使一部分西医药界人士对中医药有更进一步的客观的认识。也正因为中医药在战争中重大的贡献，政府才将中医药专科学校列入教育行政系统之内……”这是中医药界几年来艰苦奋斗的成果，也是各界人士对中医药界有了新的认识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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