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记者亲历现场】走在云南边疆贫困乡村山路上的村医们

澎湃新闻记者：潘妤

来源：澎湃新闻 

云南红河州屏边县白云乡，午饭时间，乡卫生院院长白俊美正在焦虑地为远在100多公里外住在蒙自的儿子催外卖。答应带儿子吃炸鸡的许诺已经过了很久，却始终没有实现。连着忙了一天一夜没睡觉，快到下午一点时，白俊美才想起在网上叫外卖。小学的午休时间就要过去，外卖却迟迟没有送到。儿子在电话那头哇哇大哭，而百里之外的年轻妈妈，除了红着眼眶反复打电话催，别无她法。

9年前从妇幼专业毕业来到这个极为交通不便的贫困乡，工作不到一年，白俊美就因为干不下去，“逃”回了自己在楚雄的家。一个月后，被老院长开着救护车劝回了500多公里外的屏边县白云乡。一干9年，如今成为了这个卫生院的院长。

复星基金会驻云南屏边扶贫队员杨阳（左）与白俊美院长（右）合影

因为自己姓白，白俊美毕业时选了从来没去过的白云乡作为自己工作的第一站。开了几个小时山路后来到这个偏僻的乡村，她才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和想象中的大不一样。然而9年过去，当她带着自己卫生院二三十个几乎全“娘子军”的小伙伴，靠着一辆旧皮卡和双脚走遍乡里的村村寨寨后，她发现，自己似乎已经离不开这个地方了。

屏边县地处云南省东南，距离中越边境的河口口岸不过100多公里，是通往东南亚、南亚各国的重要门户。作为中国五个苗族自治县之一，屏边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而白俊美所工作的白云乡，是屏边县最为贫困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乡卫生院下辖的众多村卫生室和村医，守护着整个白云乡1.6万人和周边乡镇4万多人的健康。

这是中国农村最基层健康卫生的守护线。而这个体系的守护者，除了白俊美这样有着专业知识的医护工作者，更多是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他们在中国曾有一个人所众知的称谓——“赤脚医生”，赤脚下田是农民，上了岸就是医生。这套体系用最低的费用支持着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网底”，曾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世界公众健康领域的一大创新”。

然而，最近二三十年里，随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农村的空心化，乡村医生们也被日益“边缘化”。乡村医生普遍面临收入低、保障少、工作环境差、后继无人的局面。因为固定月收入只有几百元，非国家工作人员，未纳入社保体系，且在乡村工作条件艰苦，没有年轻医护人员愿意加入，乡村医生们的境遇也少为外界所知。

今年开始，在国家卫健委的指导下，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与《健康报》合作启动了“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对中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的37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乡村医生进行帮扶和改善。

澎湃新闻记者走访了这些最基层的公共卫生守护者。作为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县，屏边县的村医现状，也是很多贫困地区乡村医生现状的缩影。

白俊美（左）和同事为老乡体检

从屏边县白云乡开车去蒙自，要经过近4个小时极为曲折难走的山路。白俊美至多一个月走一遍这样的路，回一趟蒙自的家，往返八九个小时，匆匆来去，看一下自己的孩子、丈夫和父母。

她比较伤心的是，自己的儿子和自己并没有太亲热，也没有很深的感情。儿子经常对自己说：“妈妈你不爱我，你只爱你们乡上那些别的小孩。”

和所有年轻的妈妈一样，每次听到儿子说这样的话，她的眼泪就忍不住掉下来。

但她并没有太多时间伤感。因为只要一回到白云乡卫生院，就有忙不完的工作等着她。

被大家昵称为“小白院长”的白俊美，和她名字一样，是个漂亮时髦的80后姑娘，有想法，也有能力。9年前从蒙自的学校毕业，两眼一抹黑地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乡镇，白俊美怎么也没想到，这里的条件会这么差。

屏边县通往山村的曲折山路

山路十八拐，车开了6个多小时停在白云乡卫生院，她只看到一栋破败不堪摇摇欲坠的房子。幽黑的楼道里挂着灯泡，破旧的桌子上摆着一些医疗工具和算盘，屋子里挤满了看病的人，空气里弥漫着村民们抽筒烟的呛人气味。

干了不到一年，有一天，已经怀孕的白俊美和一个抽烟的病人委婉提出，能不能出去抽，不想被对方破口大骂，一个算盘扔过来。经常受委屈的白俊美再也忍不住，大哭一场，当天就辞职回了自己楚雄的老家。

白俊美是学妇幼专业的，业务上是一把好手。她一走，白云乡的村民就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帮助生孩子了。

一个月后，老院长开了一辆救护车走了十来个小时，好说歹说，把白俊美拉回了白云乡。

“当时我们院长就说，你走了，白云乡的妇女孩子怎么办？”9年后，当上了乡卫生院的院长，白俊美还是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因为工作太忙，父亲重病住院的最后日子里，白俊美也没能抽空去陪陪他。说起这些，爱笑的白俊美又一次忍不住泣不成声。

在部队工作的丈夫常年见不到白俊美，他有时会问：“你是不是觉得地球离了你就不转了？”

委屈和愧疚的小白院长只能回一句：“地球还会转。但白云乡的村民看病怎么办呢？”

乡卫生院去贫困户家里探访

和9年前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资讯发达，找工作前都会各方调查，甚至实地走访。偏僻穷困的白云乡，很难吸引年轻人到这里工作。乡卫生院现在有22个在编人员，大部分是非常年轻的女生，只有一个副院长是男性。

因为这群80后、90后的年轻同事临床经验不足，白俊美工作异常忙碌，只要有重大病例，她都必须在场。而村里有人生孩子，她更要24小时在线。通宵接生是家常便饭。即使整晚不睡觉，第二天，她依然要按时到卫生院上班，除了看病之外，还要履行院长各种琐碎繁杂的行政工作。

9年间，白俊美亲自把白云乡的妇产科建立起来。前几年，乡卫生院在社会资助和贷款下终于盖起了新楼。作为院长的她亲自设计布置了每一间病房。妇产科的病房尤其温馨。 因为没有足够资金买专业产床，白俊美在淘宝上买了一个产床，虽然质量不够好，但她的医术却已远近闻名。周边其他乡镇的孕产妇也都会来白云乡生孩子，看妇产科。

白云乡卫生院温馨的妇产科诊室一角

白俊美经常整晚不睡觉，最多的一次，三天连轴工作没有睡。即便如此，她24小时都不敢手机离身，洗澡睡觉的时候都放在身旁，就怕错过一个病人的电话。

有一次，为了救治一个重大车祸的病人，白俊美砍着树枝爬下深山，去车祸现场救人。因为路太难走，来回爬了整整一天，回到公路边的车上时，一天没有吃饭的她精疲力竭，只摸到一包麻辣牛肉丝，嚼了几口后，当场就腹痛如绞。最终被送医诊断胃穿孔，在医院躺了整整一个星期，至今落下严重的病根，不能吃任何刺激性的食物。

乡卫生院常年都需要下乡进村，看病问诊，免费体检。但因为经费不足，卫生院只有一辆救护车，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卫生院把疾控中心一辆破皮卡要了过来，专门用于下乡。

乡卫生院的皮卡，下乡免费体检都靠它。

这辆皮卡车已经用了16年，看着就快散架。但白云乡如此难走的山路，还是靠它。大部分时候，救护车用来装医疗设备，皮卡上就装十几个人。大家围坐在车沿上，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一两个小时。卫生院一个年轻的医护人员说，每次下车都会吐，过好久才能缓过来，现在一看见这个车，就会犯晕恶心。车子太旧，抛锚也是家常便饭。车子坏了，卫生院的姑娘们就要走路回家。经常半夜一两点，她们还在雾气弥漫的山路上徒步。

白俊美很珍惜和自己甘苦与共的这些小伙伴们。因为待遇和条件都不好，她努力用感情留住这些姑娘们，“我能做的也就是，将心比心，带头在前。”

卫生院里有一个姑娘是昆明人，冬天的白云乡终年云雾不散，见不到太阳，这让春城长大的她很难适应，一到冬天就咳嗽不止。虽然日子难捱，但她还是在这个乡卫生院，坚持工作了好几年。坐车下乡急转弯的瞬间，她会紧紧抓住白院长的手。

白云乡是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众多。经常有村民来看病付不起钱，白俊美和她的同事们掏钱帮着病人垫付医药费，也是常事。有一次，一个70几岁的老人家拖着病体，走了10个小时的山路来到卫生院，全身上下只有10元钱。看完病开完药，卫生院的医生实在不忍心，帮老人垫付了医药费，买了盒饭。第二天清早，又给了6元钱的早饭钱，让他吃完米线再走回家。

但也有很多高兴的事情，前前后后已经为乡里乡亲接生了几百个孩子，白俊美如今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亲切地说，看，这个孩子当年是你帮我接生的。甚至有一个村子，一半的孩子都是她接生的。

去当地村民家看望孩子

9年间，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这让小白院长更加觉得，似乎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她要继续带着卫生院的小伙伴们穿行在这条雾气弥漫的山路上，跋涉在崎岖难行的深山里。走在这条路上，有委屈、有心酸，有苦累，但也有内心的收获。唯一让小白院长痛苦内疚的，是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

作为一个最基层的医务工作者，白俊美希望更多人能来关注乡村医生。在她看来，乡村卫生事业最需要的帮助是轻便的医疗设备，以及专家援助。“因为乡村的医疗条件和城市里完全不同，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专家来我们这里实地考察、了解现实，然后实现专业知识的传帮带，专家走、技术留，也许是对我们乡村医疗事业最有效的帮助。”

白俊美带着同事走在乡间的崎岖山路上。

从偏僻的白云乡出发去马马村，还要再走一个小时极为蜿蜒崎岖的山路。马马村的卫生室就建在盘山路边的某个山头上，因为这里常年阴雨，卫生室所处的山崖地质疏松，边上刚盖不久的公厕已经因为前几天的一场暴雨倒塌，而卫生室后墙下面的地表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裂痕。这间建在悬崖边的卫生室，看着多少让人不安。

和屏边县大多数村卫生室一样，马马村也在各种社会公益力量和政府的支持下，有一个标准化的卫生室，以及各种医疗设备的配置。在这里做了14年村医的骆玉萍，见证了这个卫生室从破烂不堪的土房子，到如今标准建筑配置的变化。虽然硬件大为改善，但不变的是，14年来，始终很难找到人愿意到这里干村医。

骆玉萍在马马村卫生室门前

骆玉萍25岁的时候被如今的村委会主任，也是原来的老村医看中，半路出家当上了村医，至今已经干了14年。马马村管着周边14个自然村，是白云乡最大的村委会，也是最边远最贫穷的地方。

因为终年多雨多雾，马马村的山路更是崎岖泥泞。过去很多年，骆玉萍最害怕的事情还是下村子，因为路太难走，去最远的村子，有时候连摩托车都开不进去，要靠步行。10公里的山路经常走两个小时。村民白天要下地干活，她经常要早上天不亮就出发，赶在七八点前到达村民家里。

早几年，村医很重要的工作是给村民打预防针。骆玉萍为了从乡上把疫苗背回来，经常要坐那种挤了几十个人的大货车，在盘山路上绕几个小时，“我其实每次都很害怕，因为真的挺危险。”

村里没有路的那几年，骆玉萍每一次去打预防针至少都需要出门一个星期。“今天住这个村，明天住那个村，一圈打完，一个星期就过去了。每个月都有一周时间不在家。”

这几年，村医不再需要下村打预防针，但看病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工作却依然艰巨忙碌。因为离城市很远，马马村很多老人一辈子没有出去过，村民就医主要靠村医。

“我们这里气候潮湿，风湿病特别多，冬天流感也很厉害。最忙的时候，一天有40几个人来看病，饭都没空吃。”但是，因为很多老人不能坐车，骆玉萍经常还是要去村子里给人看病问诊。冬天的时候，马马村的大雾终年不散，骆玉萍不敢走路，只能拉着老公开摩托车送自己去。

骆玉萍为村里一个脑瘫儿童家庭随访

14年过去，乡村的公共卫生服务机制在不断健全，人口众多的马马村让骆玉萍一个人感到独力难支。

“我们这个地方太远了，年轻人从学校出来是不会愿意待在这个地方的，当地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更是不愿意回来。但村里的老人孩子都要看病，我必须在这里干下去。”

最近，骆玉萍找到了两个帮手，这几天正在接受村医的培训。问起两个帮手哪里找到的，骆玉萍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个是我老公；另一个是当年的老村医，也就是如今我们的村委会主任。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们村委会主任现在只好又回来兼着村医，和我老公一起帮做公共卫生服务这块工作。”常年没有节假日，必须随叫随到的骆玉萍笑笑说，“今后好歹有人帮忙了。”

骆玉萍去村里走访贫困户家庭

正值周末，80后村医张明英的三个娃在卫生室前后的空地上奔跑嬉闹，让这个白天里有点冷清的卫生室显得热闹了不少。

她的家也暂时安置在这个卫生室里，平时孩子们去读书的时候，单亲妈妈张明英就一个人住在这个卫生室里。卫生室收拾得十分干净，诊疗设备也都摆放得整齐有序。卫生室边上，搭了一个临时的厨房，张明英的生活和工作都在这里。

没多久前，她还在离家千里之外的福建晋江，为某个品牌鞋厂打工，因为勤劳能干，老板许诺给她加工资，一个月可以拿到七八千。但父亲的几个电话和卫生院院长的几番劝说，还是让她百般纠结地回到自己的家乡，拿着500元的基本工资，再一次干回了村医。

这已经是第二次，张明英拗不过父亲，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来接替父亲村医的工作。

上一次是她19岁的时候，刚刚技校毕业的她，被父亲强迫着去接受村医的培训，放弃去城里工作的机会，做父亲的接班人。

张明英和父亲张朝华及三个孩子

张明英的父亲张朝华干了一辈子的村医，是真正的赤脚医生。但做了40多年村医到退休，他没有养老金和退休金。而当年因为村医的身份和固定工资，村里分地，也没有轮到他。

从小看到父亲的辛苦，张明英从来就不喜欢，也没想过当村医。但父亲在家里一直是说一不二的，她没办法。

从当村医开始的第一天，她就一个人，背着药箱，在新华乡细沙村的山路里跋涉。“那时候经常一个人走一个半小时，晚上的时候天特别黑，一个女孩子独自经过一片森林，我真的很害怕。”

年轻时的村医经历在张明英至今想来都还是充满着艰辛。中途，她因为结婚生子，背叛了父亲的期望，离开了家乡，去县城和远方打工。但最终，她还是又回到了这间父亲待了一辈子的卫生室。

张明英的大儿子陪妈妈一起去村里看病

细沙村村委会距离新华乡和州府蒙自都不算远，因为来村委会都是土路，交通也不便，很多自然村的村民宁可选择去乡上或者蒙自看病。张明英平时病人不多，主要的工作就是做高血压、糖尿病和孕产妇的公共卫生管理。而她的收入除了500元基础工资，最主要的来源也就是在这些琐碎辛苦的“计件”工作。

因为一个人带3个孩子，张明英觉得村医的收入让自己的经济压力非常大。“我平时能多干就多干，下村子去做公共卫生服务再辛苦，我都会尽可能多完成，别人不愿意干的我都去。”

但是，细沙村村医的现状，让张明英始终没有安全感。“干的多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有三四千，但下半年事情少，就不稳定。我不怕累，有时候真的没办法。”

张明英看着眼前的三个孩子，充满着焦虑和纠结：“现在孩子还小，还能支撑，可是等他们大了，又该怎么办？我如果一直在这里当村医，那他们学习怎么办？乡村里的教育条件毕竟不行。”

执拗威严的父亲理解女儿的难处，干了一辈子村医，张朝华也没有太多收入，除了每月几十元的工资，他是靠做卖农产品的小生意养活几个儿女的。但他依然觉得，村医是个有意义、受人尊重的工作，至今也没有对女儿松口。

指着眼前一大片村寨，这个老村医有些惆怅：“村民们都需要医生的。现在村医要会电脑，不然我就继续干下去。我女儿文化水平还行，村里除了她没有合适的。”

张明英的一对龙凤胎8岁，大儿子已经9岁，显得比弟弟妹妹早熟懂事很多，他有时会提着药箱，跟妈妈去村子里看病。当着外人，这个要强的男孩眼中开始含泪，半天说出了一句：“妈妈太辛苦了，我不想让她一直这样。”

祖孙三代一起走在这条村医的路上

李田芬可能是整个屏边县最忙碌，也最被羡慕的村医。做了17年的村医，李田芬在四面八方都很有名气，每天找她看病的村民络绎不绝，有不少还从周边村镇过来。她所在的湾塘乡阿碑村卫生室里，放着好几张等位的长条凳。村民看病多在清早和晚上，这里经常需要排队等位。

这里的村卫生室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卖药给村民也严格按照进价，一分钱不能赚。村医的收入主要靠诊费，以及公共卫生服务。因为经验丰富、人缘好、病人多，李田芬的收入也在村医中十分可观，多的时候七八千，少的时候也有四五千。这样的收入，在整个云南的乡村医生里，都是屈指可数的。

但相对应的，是李田芬终年无休的忙碌，没有周末，更没有假日。“我平时连亲戚都不敢走，出去几天，老百姓就会很着急。每次出门，我都要贴一张条子在卫生室的门上，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回来。过年的时候就更忙碌了，因为打工回来的人太多了，好几次除夕夜，我都忙到半夜十二点，要靠家里人帮忙。”

“全屏边可能没有比我更忙的村医了。”李田芬笑着自嘲。但她也坦言，很多时候，村医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更需要和村民的感情基础，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积累。

李田芬所在的湾塘乡阿碑村卫生室建在公路边山脚下

屏边县是少数民族地区，很多村民并没有健康卫生的意识。村医去村里量血压，经常有村民都不配合。“你们量完血压不开药，量了干嘛？”有村医走半天山路到人家家门口，却被骂出去，这样的委屈，在村寨里是家常便饭。

但从小在阿碑村长大，又做了17年村医的彝族人李田芬，几乎认识这个村的每一户人家每一个人。“每户人家家里几个人，什么情况，我都一清二楚。所以开展工作也相对容易些。”

17年的村医生涯，李田芬见证了这个事业的变化。刚做村医时，李田芬的卫生室只是一个破烂的瓦房子。“那个时候工资30几块吧，但其实，也比现在500块好过一些。”

2011年，在社会资助下，湾塘乡阿碑村才改了如今的卫生室。前不久，因为暴雨，李田芬的卫生室被一块山顶滚落的巨石砸中。屋子被砸出好几条裂缝。李田芬当时在外面开会，才躲过一劫。也是村民及时打电话给她报警，她才知道出了事。

李田芬在卫生室

李田芬和村民的关系如同家人，但至今也没有找到能帮忙或接班的人。“现在的小孩都不愿意学这些，学医挺难的。我自己的小孩都不愿意，我女儿经常说，我才不干村医，连周末都不能出去玩，一个月还只有500元。”

但李田芬对这份工作却充满热情：“老百姓都喜欢你，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村医是我们公共卫生最基层的守门人，也是第一道屏障，他们很重要。现在政府正在加大村医条件的改善，对村医开始研究养老政策，今年开始将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但我们的村医队伍依然一直在流失，而且80%都是没有专业基础的。”屏边县卫生局局长黎明旺说：“尤其在我们这样的边疆民族地区，怎样留住村医，让他们有更多能力上的提高，需要社会上更多人来关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