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魔方数据显示：全球创新药项目中有14%集中于TOP10靶点，相比之下中国的创新药项目有34%集中于TOP10靶点。10月22日的彼思峰会（BIIS峰会）的第一个对话主题就是“创新”，来自恒瑞医药、和记黄埔医药等企业的管理者从一线角度解读了中美医药发展的真实差距，并给出了缩短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主持人：
John Carroll，Endpoints News，主编
对话嘉宾：
张连山，恒瑞医药全球研发总裁
苏慰国，和黄中国医药科技执行董事&CSO
景书谦，鸿运华宁创始人、董事长&CEO
梁子才，苏州瑞博创始人&董事长
George Syrmalis，The iQ Group Global创始人&集团CEO
John Carroll：请大家从自身角度谈谈，中美制药产业的“差距”是什么？
张连山：恒瑞是国内医药行业自主开发的代表之一。对我们而言，这个行业唯一的不变就是不断在“变”。要开发出造福中国老百姓的药物，不仅仅是通过外部引进就能做到的，还需要提高我们自己的研发能力。
中国政府近年来出台了很多支持创新的政策，且在资金上给予了研发项目较大力度的支持，这是恒瑞等从一个传统的制药企业变成更具创新型企业的有力催化剂。
如果要从整个行业角度来说，中美研发整体上还是存在一些差距。但我相信，当国外更好的技术、资金与我们临床方面的优势进行互补，将会地很好缩短和消除管线上的差距，进而提高我们整体的自主研发能力以及整个行业的研发效率。
梁子才：在我看来，差距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发管线的差距。譬如说CAR-T以及PD-1，这个概念事实上并不是很新，相关的平台技术也是很早就产生了，只是国外的技术可能更加成熟。在平台之上，就是管线差异了，我们的战略是采用类似的平台，开发不同的管线。但是由于中国产业化起步晚，管线发展上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
另一方面，是监管方面的差距。一些先进的疗法，中国的药监审批部门此前是没有批准临床试验的经验，这也是我们需要向FDA学习缩短差距的地方。幸运的是，随着我们中国法规政策的不断变化，这个情况已经在变化了。
John Carroll：这些差距还将持续多长时间？以及有哪些可以消除差距的途径？
景书谦：这个过程应该会很快，以我们公司为例，我们目前所做的技术靶点在全球都是新的，这个靶点的同类药物还没有上市品种，也不清楚具体的差距在什么。
在产品开发阶段，我们主要是鼓励我们所有的员工不要害怕挑战，不要因为看不到参考品而退缩。你一定要不断塑造能够与全球竞争的能力和勇气，这个过程必须得有全球视野，包括全球性的合作伙伴/竞争对手。
目前我觉得很难直接用具体数字来说明这个阶段会持续多久，但我希望这个阶段可以尽快结束，当然我们也要付出更多努力。
George Syrmalis：我们的公司大概是9年前建立，我们当时第一件事情是设立中国办公室，最后在2012年终于来到中国。当时，我们和很多医疗设备公司有个沟通，但那时候很少有人能理解我们的技术，大家几乎都在讨论仿制药。
不过近几年中国生物医药的发展，是当时无法想象的。所以我觉得“赋能”是非常重要一点，我们的政府给我们的企业赋能，我们一些法规部门为我们产业赋能，让我们有能力和工具继续支持自主开发。现在9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差距（空白）在不断被填补。
张连山：我想澄清的是，国外可能以为中国是近两年才关注创新。事实上并非如此，譬如恒瑞在2001年的时候就开始非常关注自主研发能力。
并且我觉得中美差距现在也是越来越小了。比如我们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角色正在发生变换。之前中国习惯于充当接球角色，而现在我们更多地是投球，聚焦自己的创新，并努力将这种创新推向世界。
John Carroll：假如一家美国的公司想要与中国公司进行合作。你觉得需要什么关键步骤？同样反过来，倘若中国公司想把技术带到美国，你希望他们应该怎么做？
苏慰国：和记黄埔医药已经与阿斯利康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与强生也有合作关系，由于彼此团队能够很好地互补，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模式（效果）非常好。
对于外国企业想把技术带到中国，我们的建议初创公司最好采用与本土企业进行合作的模式，而不是直接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办公室（分公司），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法规环境和文化都不是特别的了解。
景书谦：如果我们去看这些授权交易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大的美国药企，也可以选择中小型生物技术公司。授权给大的跨国药企的优势是，后者在中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和中国合作伙伴可以更方便合作。
不过个人觉得这种趋势将会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采用一种新的策略，就是去美国的中小型企业淘金。这对于双方来说都非常有意义，比自己单打独斗更加方便，因为合作伙伴可以帮美国公司在中国产生更强有力的联系，从而可以产生更大影响力。
梁子才：大型企业肯定是比中小型初创公司更具优势，不过他们也并不是没有短板。个人看来，作为小公司，我们首先是要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确保自己在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换句话说，就是要让自己的这种优势，在大药企的竞争环境当中找到自己的一方土地，并坚信自己在这个领域是最好的，可以和任何中小型企业竞争。
John Carroll：近年来，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跨境交易的发生。如果请你们给license in（out）双方提建议，你们有哪些建议？
张连山：如果给美国中小企业一些建议，在我看来首先要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维持，必要条件是需要建立一个团队，并把这个业务不断推进下去。
坦白地说，短期时间内，多数中国公司对国外的技术可能并不是最感兴趣的。相比技术而言，他们更感兴趣的可能是项目优势，比如说候选管线中的产品是什么。因此我的建议是：鼓励中国公司去多投资技术，从技术平台中发现更多有趣的项目，从而发现机会。
George Syrmalis：我觉得跨境交易，首先必须有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合作伙伴关系有多成功，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最终合作执行力度。
眼下还没有进入到合作密集区，可能大家还感觉不到合作伙伴之间的透明度（坦诚相见）的重要性。但是以后随着不同技术，不同想法，不同项目的出现，彼此会有很多不同优先级，甚至是一些利益冲突。到了这个时候，将是考验合作关系的关键时刻。因此在我看来，没有比建立更好合作伙伴关系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彼此需要有一个透明的、非常紧密且强大的合作伙伴。
John Carroll：您觉得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政策改变是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才可以更好加速整个流程？
苏慰国：就中国而言，目前对候选药物临床试验方面的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大家也都知道，CDE已经开始有条件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了，这是很巨大的改变。比如说我们的合作伙伴，想把他们的候选药物（化合物）带到中国，或者是到中国进行研究，其申报审批过程较过去将会明显缩短。这无论是对企业本身，还是对患者而言，都是有好处的。同时这也提醒了我们企业，将主要精力聚焦于患者、聚焦于临床需求的产品，政府一定会支持。
张连山：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现在的一些政策举措是利于整个行业健康发展的。虽然眼下市场准入这块，可能让跨国企业的产品加速进入中国，使得国内同质化产品面临较大挑战。但这也是倒逼我们主动思考一下我们创新战略是什么，从而实现从“接球”身份到“投球”的转变。因为，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过去那种照搬照抄的模式，就很难拿到市场占有率。
我相信这些政策的改变，不仅是倒逼企业，也是倒逼投资人思考究竟应该投资什么样的项目。我希望无论是政府还是资本，他们多多投资医疗行业，让这个行业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帮助老百姓解决用药难，用药贵的问题（这是人口基数很大的中国必须真正考虑负担的问题）；同时我不太希望大家重复投资而造成重复研发，浪费社会资源。
另一方面，咱们企业通过优化我们研发流程，更加有效地进行研发，并将最后产品定在合理价位，让我们民众都可以支付得起，相信这是在做的每一位同行的初心。所以我很多时候是一再强调，给我们一点时间，给我们一点空间，我们还在进步，我们还在不断努力，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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