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广昌：创业很苦，但像火焰，燃烧着，很痛快！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记者：童芬芬

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引发的巨大波澜，让很多人感受到了空前的政治冲击，也让很多人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一大批官员、学者纷纷走出体制，投身商海，由此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下海潮。

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现代企业家群体正式登场。

是年，陈东升、郭广昌、毛振华、田源等一批人，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下海创业。这批人，深谙体制之长短，迅速抓住历史性机遇，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很快崛起成为某个行业的开拓者、佼佼者，形成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民营企业家群体——“92派企业家”。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彼时，西方国家对中国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封锁，更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有一项数据记载，1991年，我国私营企业利润下降达67％，一时间，许多私营企业不是歇业关门，就是纷纷又戴上了“红帽子”。

当时，已是四川有名的“饲料大王”的刘永好兄弟们，正踌躇满志、满怀热情地畅想企业的美好未来，这样一场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让他们陷入了发展的迷茫。一时间，过去经常去企业视察的领导不再去了，企业采购、运输、销售很多环节开始受阻，竞争对手告他们“投机倒把”。

可以说，在1992年初之前的两三年，整个中国，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处于一种低谷状态，笼罩着一种沉闷、压抑、疑虑、无所适从的气氛，不少党内人士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姓“资”姓“社”的思潮，开始重新占据思想和舆论阵地。刘永好兄弟的境遇并非偶然，也非孤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这让邓小平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时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楠的搀扶下，悄悄地登上一列普通绿皮火车。这趟列车的运行轨迹，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南巡期间，邓小平告诫人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谁不改革，谁下台。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大胆地闯、大胆地干。

“南方讲话”犹如黄钟大吕，压倒了“左”倾思潮的瓦釜雷鸣，冲破了“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阴霾，推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更重要的是，它加速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加速了对内开放、对个体私营经济开放的步伐。

在“南方讲话”精神指导下，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私营经济理论和基本政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会议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并且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邓小平南方谈话所引发的巨大波澜，让很多人感受到了空前的政治冲击，也让很多人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一大批官员、学者纷纷走出体制，投身商海，由此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下海潮。

1992年，由此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转折点，成为一批人改变人生轨迹、实现人生价值的契机。

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还在《改革》杂志担任主编的吴敬琏去广东作报告，讲市场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主题，会场往往人满为患，官员、企业家，甚至学生都会去向他询问民间创业的前景。“我从中预感到，改革大潮已在涌动，民间创业的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多年后，年届80多岁的吴敬琏，仍然能清晰地忆起当年的情景。

邓小平南方谈话，不光令人们的内心有了波澜，并且也很快成为中央的决策主轴。国家体改委随即公布了两个文件，即《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而这两份文件，被认为是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转折点。

有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再加上这两份规范文件的出台，一场蔚为壮观的“下海”潮平地而起，一大批官员、学者从体制内出来投身商海。

这一年，浙江东阳人郭广昌刚满25岁，他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已有3年。大学老师，这份看起来既稳定、又体面的职业，如果当年没有选择辞职下海，或许多年后的今天，郭广昌已是站在讲台上的知名教授，亦或是各大峰会专家席上的常客。

彼时，比郭广昌大10岁的湖北人陈东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常务副总编，官至厅级。

陈东升在武汉大学经济系读书时的大学同学，同时也是湖北老乡的毛振华，当时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任处长一职，捧着着令人羡慕的“金饭碗”。

这三位年轻人，虽然身处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但无一例外，都是名副其实的“体制内”精英。然而，邓小平的南巡之旅，让他们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郭广昌坐不住了，他拿着原本准备用来出国留学的3.8万元借款，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创业。在当年，郭广昌的月薪不过每月二三百元，3.8万元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笔巨款，一旦创业失败，则意味着，至少10年的工资收入打了水漂。

郭广昌心里明白，放弃这样一份稳定工作，选择创业这条路，即意味着前途未卜。但最终，他还是决定放手一搏，“这未尝不是一条更好的出路。”

与郭广昌相比，学经济学出身，且年长一些的陈东升，下海之路则显得更为笃定和自信。早在创业之初，他就计算好了“下海”的机会成本，要么“当部长”，要么“创立一家世界500强企业”。

而毛振华，则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一段时间里，除了把国家体改委刚公布的两大文件，天天揣在怀里，逐字逐句摘抄、研读外，还经常骑着自行车，从中南海骑到东单陈东升的家，作为从本科到博士一直相伴而读的同学，他们曾经无数次交流过彼此的创业设想，经常整宿整宿地聊，夜深了就抵足而眠。

后来，离开体制后的陈东升，创建了如今被称为“中国索斯比”的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4年后，他又组建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谈起当年下海的原因，陈东升说在发起评选中国企业500强后，他的观点彻底改变了，意识到只有实业救国是根本的，经济决定一切；如果没能拥有一大批世界顶级企业，经济强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毅然决定下海。他说：“我下海的原因，在中国企业家当中也是少有的。我觉得很高尚。”

就在陈东升创办嘉德的半年后，毛振华也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辞职，决定从事信用评估，他要做中国第一家像标准普尔和穆迪那样的评级机构，于是创办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郭广昌则和同学梁信军一起，注册了公司，做起了咨询生意。多年之后，谈到当初下海创业，郭广昌说：“1992年市场改革以后，创业到现在的感受就是很忙很辛苦，但就像一团火焰，燃烧着，很痛快。”

其实，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改变的不仅是这三位年轻人的命运。据中华工商时报统计，这一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下海”经商。

这当中就包括曾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的陕西人冯仑，当年，他通过关系用数万元“换”来一家信托公司500万元投资，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冲冲地前往海南。

在海南，他碰到了几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些人和冯仑一样，也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日后，他们被称为“万通六君子”，无一例外都成了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

其实，不管是郭广昌、陈东升、毛振华，还是冯仑，他们都只是当年中国“体制内”干部、知识分子下海的一个缩影。

下海的人，如过江之鲫。在这个“92派”企业家群体中，还有原深圳蛇口区常务副区长武克钢“被下海”，创办“通恒”；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下海创办“汇源”；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坤”；王梓木去职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创办“华泰”……

再者如田源、王石、朱新礼、郭凡生、史玉柱……他们每个人，在各自不同领域里发光发热。

这一批极富时代色彩的创业者们，白手起家，开始经商、办企业的活跃青年群体，被陈东升自诩为“92派”。

陈东升曾对他为何提出“92派”有过一番解释。

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开始回到改革开放的正轨。之后，国家体改委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陈东升正是遵循这两个文件创立了嘉德拍卖和泰康保险。

陈东升说：“我经常说1992年是现代企业的元年，92派是中国现代企业的试水者，就是依据这两个文件。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办企业都是股份公司、有限公司，再不是乡镇企业、民办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了，不再是按资本的属性办企业，开启了中国真正现代企业的时代。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和体系。在这之前，我们只能说是计划的商品经济，还不能提生产经济；也有人说是鸟笼经济，计划是笼子，市场是小鸟，只能在一个笼子里飞。由此可见，1992年对我们国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没有哪一代的企业家，能够像“92派”企业家这样，拥有如此深刻而统一的群体记忆，并以一个特殊的年份为自己打上了标签。

这群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而主动下海创业的体制内官员、知识分子，如今在商海已浮沉整整26年，有的人没有坚持到最后，有的人摔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当然，也有人成功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创业故事和思想观念给关心中国经济改革与企业成长的人们带来了深刻的启发。

26年来，这一群当年白手起家青年群体，其成长的速度是最快的。探究缘由，不难发现，当年率先走出体制内的他们，身上不仅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还是坚定的市场派。

“我们下海的目的不仅是赚钱，更是想在某个领域成就一番事业。事实也是这样，十几年后，我们都成为各自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当年从国家体改委研究所辞官下海创办了慧聪公司的郭凡生，这样点评自己所属的“92派”。

“92派”创业，的确有它的特点。他们下海的目的很明确，不做小买卖，而是敢于动用大资本，去创办一家企业；在行业的选择上，也往往不会选择传统的制造业、农村企业等，而是选择真正走向市场化的现代服务业，如金融服务、拍卖、信用评估、期货、保险、地产等行业。他们善于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把国外先进行业引入中国市场的空白领域，很快成为某个行业的开拓者或佼佼者，而“92派”，也成为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现象。

“92派”之所以迅速成长为中国工商界的一股巨大力量，在今天看来，不仅在于这一代企业家，从根本上扭转了陈旧理念，更在于，这一群体用自己的智慧和战略眼光，通过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现代商业模式的建立和创新，助推了旧制度的瓦解和新制度的建立，加强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实力和生命力，为我国现代企业发展和民营经济变革开启了新篇章。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这样评价“92派”：“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实践者和受益者。”的确，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去观察，相较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批下海潮，“92派”无疑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代表。

回顾中国当代企业成长史，不难发现，1992年之前，中国基本上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此之前，企业都是按所有制成分划分，只有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简单定性，股权单一，且不清晰。“92派”的出现，使得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发端、确立，“红帽子”等字眼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企业有了非常清晰的产权，至此，中国民营经济才正式步入发展与壮大的快车道，产权制度的确立也才最终使得这些企业家拥有了自己的财富，由此催生了一个财富阶层。

今天，“92派”企业家仍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上，未来无论他们还将走多远，这一代的崛起者，已经用自己的激情与智慧，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命运走向，在中国当代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