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气丸是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创制的，历经1800多年。肾气丸的问世，不仅开创了治疗肾虚症的先河，而且将辨证施治的原则应用到补阳药中，为补阳药的立方开辟了奇径。
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龙体欠安。这天，汉献帝还没上朝就面色苍白，头晕目眩，口干舌燥，胸闷气短。草草朝议后，更是咳嗽不止，昏昏欲睡。太监招来太医吉平，献上滋阴补髓之品。数日，症状改变不大。无奈，伏皇后推荐长沙太守张仲景前来诊断。张仲景断为肾阳不足证，拟肾气丸治之。不料，太医在煎药时，看到附子，认为其有大毒，有谋害皇上之嫌。太医借此欲加害张仲景。张仲景为了避难，逃到岭南。建安十五年，张仲景完成了《伤寒杂病论》的撰写。书中，他两次提到肾气丸，说：“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
张仲景
后人发现，张仲景的立方有玄妙之处，玄关在于附子和桂枝。一般人会“虚者补之”，即阴虚补阴，阳虚补阳，但难免流于庸俗。“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张景岳《类经》卷14）。张仲景本着“阴阳互根”的古训，以“阴中求阳”，辨证施治，成为补阳的圣手。肾阳虚一般得病较久，并多由肾阴虚发展而来，若单补阳而不顾阴，则阳无以附，生气难以复苏。方中附子大辛大热，为温阳药之主帅；桂枝辛甘而温，乃温通阳气的要药。两药均为阳药，它们各30克，药少量轻，并非峻补元阳，而在于微微生火，鼓舞肾气，如“灶底加薪，枯笼蒸溽，槁禾得雨，生意唯新”（吴昆《医方考》卷之四）。阳药再配于阴药。阴药干地黄240克，山茱萸和山药各120克，药多量重，取到滋阴补肾的作用。阳药得阴药之柔润则温而不燥，阴药得阳药之温通则滋而不腻，阴阳两药，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云南医家把张仲景“阴中求阳”的辨证治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吴佩衡，云南近代四大名医之一，懂附子，医术高，着手成春。1943年昆明市市长的独子患伤寒重症，请了数名西医会诊，断为肠伤寒，并输血挽救，但病情不减反而加重。走投无路时，一西医引荐吴佩衡诊治，但见孩子久病之身，已不发热，腹中鼓胀，呻吟不止，大便已七八日不通，卧床身不能转侧。吴佩衡断为少阴之脏寒证，投以附子为主的通脉四逆汤加吴茱萸、肉桂。服后，上吐下泻，手足转暖。第二天再诊，继续给以大剂量附子组成的扶阳剂。小孩服后大便数次，舌质转红，腹胀已减六七分。第三天诊视时，大关已过，然而久病阳亏，阴邪尚未净除，吴佩衡仍以大剂附子组成的“大回阳饮”，温化上焦寒湿，温散下焦阴寒。服药后，小孩得阳气，胃肠蠕动，有食欲；大便由酱色转黄色，阴霾溃退。又十多天调养，小孩恢复如常。
金匮肾气丸是在肾气丸的基础上加牛膝和车前子两味，治疗较重的肾虚、虚（肾虚）实（水湿）挟杂证、肾虚水肿，症见腰膝酸软，小便不利，畏寒肢冷。因该方源于张仲景《金匮要略》而得名。金匮肾气丸尊重张仲景“阴中求阳”的法则，保留了附子和桂枝阳药，对回阳救逆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云南使用金匮肾气丸历史悠久。据档案文献，清朝昆明的老药铺，如杨大安堂、福林堂、寅生堂、仁寿堂等药铺，均制售过金匮肾气丸。如今，云南几家老药厂，如昆中药、腾冲制药和腾冲东方红公司，还在生产供应。2009年金匮肾气丸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医圣张仲景苦心孤诣的药物终于能够造福更多的人。
功能主治
腰膝酸软，小便不利，畏寒肢冷。
文|杨祝庆
来源|《云南日报》
编|余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