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票串串”、健康教育纳入公立医院考核……两会上四川代表委员都说了啥？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将递交一份“建立‘嵌合式医联体’的建议”。他说，把三级医院的专家、管理、医疗质量水平嵌入到医疗资源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医院，形成统一财务管理，统一资源调配，统一薪酬体系，统一业务管理。这样，基层医院便成为了三级医院的分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其“造血功能”。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也能够得以根本解决。

不给“票串串”生存空间

让每一个专家号都给“最需要的人”

2018年2月27日，星期二，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坐门诊的时间。

作为呼吸内科的专家，李为民的号一票难求，甚至有的患者对他说：“李教授，我半年时间都挂不到您的号。”这样的倾诉让李为民心里很不是滋味。有的患者拖家带口，背着干粮，从很远的地方来到成都，通宵达旦地排队，就为了能够挂上一个专家号。

2月下旬，华西医院又出台了新一轮的“专家号预约规定”，所有专家号均通过网络预约，号源在网上全部公开，这样一来，“票贩子”已经基本失去了市场，这是华西医院为了规范挂号，第五次重拳出击了。“我们要保证老百姓享有公平的就医机会。”李为民说。

很多患者舍近求远跑到大医院看病，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当地的医疗技术没有信心。一次基层调研让李为民印象极为深刻，一个县级医院，取得了执业医师资格的只有20来个人，远远无法满足当地老百姓的就医需求。

“我们的目标，是让已诊断明确的慢性疾病患者到基层医院治疗和管理，把大医院的号源留给疑难重症患者。而三级医院医生在确诊患者病情后，给出相应的疾病管理方案，这对基层医院的医生也是一种指导。”李为民说。

目前，华西医院与成都市成华区的多家社区医院建立了合作，凡是在基层医院就医的患者出现病情异常，基层医生无法解决的时候，可以迅速通过信息沟通机制以及远程医疗网络与华西医院的医生快速取得联系，寻求支持；而如果患者确因病情疑难危重需转院到华西医院治疗，华西医院也能够给予绿色通道，保证患者尽可能得到最及时的治疗。

解决基层医院“造血功能”

基层医生可以到三甲医院工作

在李为民看来，只有解决了基层医院的“造血功能”，老百姓的看病难问题才能得以根治。

目前，华西医院与全国640多个医院建立了“医联体”，包括集团式、领办式、专科联盟等，华西医院的医生会通过不同形式的参与，加入到医联体医院的工作中。而实际上，李为民认为，如果不做到管理统一，薪酬体系统一和人力资源调配统一，这样的“医联体”是没有“根”的。

现在，华西医院每年都会派出骨干医生到医联体联盟医院工作，但往往时间不长，医生不愿意扎根在基层。而如果改变一种管理模式，把华西医院和基层医院纳入一体化管理，情况会大有改观。

因此，建立“嵌合式医联体”是李为民今年在全国两会上的建议。他以四川省为例，四川省拥有36家三甲综合医院、60个少数民族县。在政府主导下，每家三甲医院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与1-2家县级医院建立嵌合型的医联体，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全覆盖，具有较强可操作性。三级医院将基层医院作为分院来管理，形成功能定位各异、地点分布不同的整体。预算管理、人力资源调配等由三级医院统筹完成，帮扶形式以在线在位相结合为主。同时，建立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激励薪酬体系。对于基层医院的医生来说，每2-3年安排在三级医院工作2-3个月，以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招聘或引才到基层医院工作满8年以上，并且有出色业绩的医生，根据自愿可以回到内地三级医院工作。只要让人员流动起来，医生的工作积极性就能够提高。

建立激励机制

晋升前提要有基层经验

在李为民的建议中还提到，建立“民族地区专家级骨干医生履职激励机制”的目的是，切实解决基层专家级医生匮乏的问题。他认为，基层工作经历应该与考核晋升相结合，比如三级医院的医生，如果想要晋升骨干、重要业务岗位或职称，那就必须要有在基层医院工作的经历。这样一来，专家级医生就能够自愿到基层工作。

华西医院的经验是，对于派驻到基层工作的医生收入能够得到提高，比如在华西医院本部工作，每个月能够领10000块钱工资，那么到基层工作的华西医院医生每个月可以领到12500元。如果实现了三级医院与基层医院的统一管理，那么华西的医生到基层医院工作，就只是把工作地点搬到了华西医院的某一个分院而已。医生流动了，基层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才能够得以提升，病人才会愿意留在基层医院治疗，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才能够得以解决。

梁益建是四川省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曾参与“驼背”手术3000多例，2018年当选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新代表，他总结多年在医疗一线的工作经验，发现医疗工作特别需要人文关怀。今年，梁益建建议把健康教育纳入公立医院的考核中。

健康教育应纳入公立医院考核指标

2018年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方案》明确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再设立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梁益建认为这项改革对医疗队伍传递了一个信息——医生不是只看病，而是有着健康教育的义务，要将健康教育纳入卫生健康委考核公立医院指标中去。

梁益建告诉记者：“很多老百姓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缺乏认知，不清楚正确就医流程。”将健康教育纳入公立医院的考核指标中去，就意味着医院每一个学科应该有计划的去完成健康教育工作。

除了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建议，梁益建还抓住相关部门每一次听取全国人大代表意见建议的机会，提出针对性建议。比如，杜绝过度医疗；对伤医事件零容忍……梁益建说：“作为一个来自医疗系统的基层代表，自己有责任将医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向政府反映，所以特别珍惜每一次建言献策的机会。中国共产党有着很好的自我纠正的优良传统，所以党和政府一定会把这些问题处理好。”

减轻医疗负担 让患者挺起“脊梁”

多次下乡义诊的梁益建发现，很多脊柱病人对于高额的手术费用往往“直不起腰”。据统计，我国脊柱侧弯患者超过300万人，其中80%在10到15岁发病，且每年递增的30万脊柱侧弯病患者中，超过50%为青少年。梁益建告诉记者：“目前，社会上对‘正驼背’的认识还停留在整形医疗层面，没有意识到脊柱畸形是一种危害很大的疾病。我提出建议，希望将脊柱侧弯的治疗纳入大病医保报销，让更多人挺起脊梁，重新获得健康、自尊。”

在医疗费用上为群众减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梁益建发现手术中使用的一次性耗材存在浪费，包括超声刀头在内的大量一次性耗材可以在经过严格消毒后重复利用，这不仅可以节省大量医保资金，且能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去年我提了对部分一次性耗材重复利用的建议。这一年来，我又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发现耗材一次性使用好监管，但严格消毒后重复利用的风险防控较为复杂，这意味着要加强监管。”梁益建说，今年，他准备就这个问题继续提出建议。

规培医生待遇保障有待提高

医学规培生，也就是要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学生。住院医师规范培训是医学生毕业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训临床高层次医师，提高医疗质量极为重要。

“规培医生是未来医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对他管理不严，将会对医师队伍造成极大影响。” 梁益建告诉记者，规培医生的培养不仅仅是培养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让他感受到医疗队伍是一个拥有人文关怀的群体。“我看到很多博士毕业的年轻医生，月收入不到5000元。国家在对年轻医生的待遇保障上应该有所提高，这样规培医生才能把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上。对医生加强人文关怀，就能把人文关怀传递给更多患者。”  

在医院以外的公共场所，有患者突发疾病，医生参与救治，如因为医生判断失误或者救治失败，患者一旦告上法庭，医生很有可能会因为《执业医师法》规定的“执业地点”和“执业范围”的限制而惹上官司。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华田带来了一份建议，即建议修改《执业医师法》，将“在紧急情况下对他人实施医疗救护，不属于超越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列入《执业医师法》第三款，作为该条第一款内容的例外性规则。以鼓励医生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彰显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

非妇产科医生的苦恼

飞机上遇到产妇临盆“救还是不救”？

作为消化内科医生，甘华田说，他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次出差，在一趟高铁上，一名乘客突发腹痛，还出现呕吐，呕血等症状。甘华田立即上前为其诊治。发现乘客是因为大量饮酒后，出现剧烈呕吐，导致贲门撕裂伤而出现上消化道出血，经过简单的处理，并与最近医院的消化内科取得联系，乘客在最近的火车站点下车后，直接送到当地医院消化内科救治，为乘客赢得了救治的时间。但是，不是所有类似“偶遇”都如此皆大欢喜。

一次，甘华田的一位同事在出差途中遇到一名产妇临盆，这位同事不是妇产科医生，不敢贸然上前救助，担心专业能力不够而出现意外情况。

甘华田认为，实际上，让这位同事望而止步的，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根据《执业医师法》规定，当医师的从业地点发生变动时，应依法及时向注册部门提出变更执业地点的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在新的从业地点继续执业。而在火车，飞机上等公共场所遇到患者突发病情，由于现行《执业医师法》的限制，使不少医生望而却步。甘华田的这位同事最终没有参与产妇的救治，事后他心理很矛盾，甚至有些愧疚。

建议修改《执业医师法》

非执业地点救人出现意外不担责

甘华田说，比如一名产妇即将临盆，即使作为一名分非妇产科的医生，但他比普通民众有更专业的医学知识，医生参与救治的成功率会比普通民众会高很多。虽然现有法律体系对于医务工作者紧急情况施救行为不会做出否定性评价，但从名正言顺角度，建议修改《执业医师法》，应该明确医务工作者在紧急情况下救治他人，属于见义勇为行为，一旦出现意外，依法不需承担法律责任，并且还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以彰显鼓励和保护见义勇、救死扶伤的法律价值追求。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关键就要实现分级诊疗

“要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难题，关键就要实现分级诊疗。”甘华田说，而分级诊疗的核心在于“强基层”，只有基层医院的医生有足够的医疗水平，患者才愿意到基层医院就诊。由于目前分级诊疗还不完善，所以造成了大家一窝蜂地涌向大医院就诊，导致大医院一号难求，而基层医院门庭落雀。

甘华田表示，有人说，大病到大医院看，小病到小医院看，就能够实现分级诊疗。但事实上，作为没有医学背景的普通民众，根本无法判断自己的病情是大还是小，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大力发展家庭医生，让家庭医生成为老百姓的“健康守门人”。一个人生病了，由家庭医生来判断应该做什么样的处理，是否应该转到大医院做进一步的诊治。实际上，“强基层”和“分级诊疗”是相辅相成，无法割裂的关系。

基层医生如何培养?

重点培养临床医疗诊治水平

如何提高基层医生的诊疗水平？甘华田建议，通过人才强基层战略，加强对基层医生的培养力度，实行分级培养。与培养大医院的医生不同，对于基层的医生，应该重临床实践，重点培养提高他们的临床医疗诊治水平。并且，学制不宜太长。另外，还要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待遇，并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真正解决基层医院留不住人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国家加强对基层的投入。

3月4日是小组讨论的第一天，大家讨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的热情非常高，我也发了言。我希望从国家层面设立西部人才专项，别让“孔雀东南飞”。

去年底，全国政协青联界别组织我们到西安、合肥等地，围绕建立青年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等进行调研。调研中，不少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反映，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不仅海外引进的优秀人才“稳不下”，自主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也“留不住”。

其实不仅是陕西和安徽，身在四川，我也有类似的感受。调研回来之后，我对近五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以及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项目等进行了数据分析，发现西部地区人才入选的比例不到10%。但实际上，西部十二省（区、市）的人口比例占到全国的1/4，科技工作者的数量也接近1/4。

我认为，西部地区科技人才在国家各类人才计划、人才项目的平等竞争中处于劣势，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青年人才扎根西部的决心。

所以我建议，在国家主要人才计划（项目）中设立“西部人才专项”，在不降低评选条件的前提下，从入选比例和支持力度上向西部倾斜。

在提高入选比例的同时，实施西部优秀人才支持条件倍增政策，例如对“千人计划”入选者，按照原有支持力度150%的比例给予支持（奖励），激励优秀海外人才到西部工作。

此外，对于扎根西部勤勉工作并确有建树的优秀人才，在国家层面给予褒奖，建议设立专项西部优秀人才荣誉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