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足以让职业打假人再次成为焦点的判决。
近日，昆明一职业打假人于商店购买成人用药品，被认定为假药。在判定其身份为职业打假人后，法院依然支持其十倍赔偿。换而言之，法院支持了其知假打假行为。
之所以会成为焦点，是因为这份判决书中可以捕捉到两个重点：
一是，原告属于职业打假人，购买商品并非用于生活目的；
二是，原告所购买的是假药，并非一般物品。
博弈中的职业打假人
对于第一个重点，我们要从职业打假人的发展历程说起。
1994年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对商家的惩罚性条款，在消费者维权意识单薄的90年代，一些目光敏锐的人在这一条款中看到了商机，职业打假人的雏形就此诞生。
在随后的多年内，职业打假领域涌现出“王海“等一批明星式打假人，一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并加入队伍，“万物皆可打假”。
好景不长，2003年北京海淀区法院判决了当时全国第一起“打假入刑”案，给当时的职业打假行业上了一堂印象深刻的法律课，打假行为的刑事法律风险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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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职业打假是否应该被支持的话题一直都在社会上争论不休，这种博弈也传导到了法院的三尺审判席上。在全国各地的法院判决书中观点基本一致：《消费者保护法》保护的是消费者本身，而职业打假人是一次牟利，并非属于消费者，不能获得赔偿。因此，尽管存在周旋和拉锯，很多职业打假人索赔的案例最终没有被法院支持。
知假买假，食药市场受到“区别对待”
转机和特例出现在了食药市场。
正如第二点所言：药品并非一般物品。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指出：“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理由而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以支持。”对‘知假买假’请求惩罚性赔偿是否予以支持的问题，无论法学界还是审判实践中都存在不同认识。换言之，有的法院支持，有的法院不予支持，虽然是一种“隐形标尺”，但至少是首次在司法解释层面明确了对于食品药品，知假买假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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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发文“考虑食药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及现有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目前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从侧面再一次强调了食药领域职业打假的特殊性。
对于每次“维权”都能够骚动大众神经的职业打假行为，其存在和对社会所产生的利弊姑且不谈，针对此次昆明职业打假事件的风向调转，是一个特例，一个针对药品这种特殊商品的特例——药品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危，同时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买假索赔的危害，远小于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药品危害性。只要是食品、药品的购买者，就应当认定为消费者身份。
提高违法成本，加大处罚力度
此次昆明案例对于药品市场职业打假人的“区别对待”，实则是对今年药品质量安全最严监管基调的一以贯之；是国家对打击制售假药、劣药违法行为强势态度的表现——“严”字当头，加大处罚力度，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建立健全的药品监管体系。
去年疫苗事件的爆发，“假药”一词再次正中国人的命门，关乎国计民生，史上最严的药品监管时代也随之而来。
法律层面，契合时事背景，药品管理法修正草案在2018年10月迎来了初次审议，新增“疫苗条款”；2019年4月第二次审议中，范围扩大，增设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假药、劣药受害者或者近亲不仅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还可以要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也是第二次修法的重点。
业内人士认为，反刍现有法规，惩罚仍停留在罚款和行政处罚层面，不足起到内部控制作用，更不足以起到威慑、震慑作用，还可能给一些生产者、销售者造成违法成本很轻的误解。所以加快药品管理法修改工作，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行动方面，从上半年的打假“百日行动”、保健品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八部门联合开展的“网剑行动”再到下半年全国公安机关领导的集中打击食药环犯罪的“昆仑行动”，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坚决守住药品安全底线的针对性整治活动接连不断。最坚定的决心、最有力的行动、最严格的执法都让违法行为的犯罪成本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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