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消息，如果说在面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下称“4+7”试点）的首轮报价时，部分药企还保持了些许矜持，那么9月中下旬的扩围报价则是实实在在以低价取胜。
数据显示，25种药品的价格降至新低，与首轮“4+7”试点采购价相比，此轮拟中选价平均降幅为25%，最高降幅达78%；9家企业7个品种的报价降幅超过60%，甚至出现了6分/片的药品。
具有明显的商品属性的药品，为何会出现如此之低的价格？中标与未中标药企都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整个医药圈，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为什么“不中标，毋宁死”
以低价取胜，成为本次“4+7”试点扩围的主要标志。
国家医保局信息显示，77家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申报，最终25个试点通用名药品全部有企业中选，45家企业获得拟中选资格，与扩围地区2018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拟中选价平均降幅 59%；与首轮“4+7”试点采购价相比，拟中选价平均降幅25%，最高降幅达78%。
比如苯磺酸氨氯地平片，在首轮“4+7”试点中每片（5mg）为0.15元，此次中标价低至每片0.06元；在首轮“4+7”试点中，正大天晴将“乙肝用药霸主”恩替卡韦从10.55元/片降至0.62元/片，并成功入围，而在本轮报价中，成功入围的3家企业以0.38元/片的价格将正大天晴排出局外。
“价格不够低，就入不了围，入不了围就是死！降价还有一线希望。”一位国内药企人士表示。
根据《联盟地区药品集中采购文件》，政策已留了一部分市场给予未中标的企业：独家中标者全国采购量为50%，2家中标者采购量为60%，3家中标者为70%。但为何企业要说，不入围就没有了生存空间呢？
原因之一，是中标企业的超采购量供应，挤压了未中标企业的市场空间。
一位医药界专家说，在“4+7”试点中，有些药品在短短2周内就用完了约定的采购量，由于患者有需求，企业便开始超采购量供应，没有人不愿意用低价的药，这种需求不会因为约定而停止。
“采购量外的空间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如果不入围，企业的这个药品就只能停产。”上述专家表示。
超采购量供应的事实也被国家医保局证实。国家医保局试点办负责人日前回应称，自今年4月1日全面落地实施至8月底，25个中选药品“4+7”城市采购量17亿片，中选药品采购量占同通用名药品采购量的78%。也就是说，在短短五个月内，药品总体销量已经完成了采购量的近八成。
也正因如此，在首轮报价中退出的企业这次大举进攻，势以更低价入围。
原因之二，是政策对低报价企业采购量上的支持。
《联盟地区药品集中采购文件》显示，多家入围企业要按照价格由低到高进行排序，交替轮流选择省份。也就是说最低报价的企业有机会获得用量最大的省份。
如果说中标企业超采购量供应，是因为市场的力量，那么这一招对企业的潜在影响更大，是进一步让企业主动降价的核心因素之一。正如上述医药界专家所言：“利润是低了，但能拿到大蛋糕也是赚钱的；量小了就更谈不上赚钱了”。
超低价，还有利润吗？
在药品瑞舒伐他汀的争夺中，曾在首轮中标的京新药业自降3/4至0.42元/片（10mg），不料有三家企业价格更低，最终的中标企业为海正药业、山德士、正大天晴，中标价分别为0.20元/片、0.22元/片、0.30元/片。
出局之后，京新药业股价9月24日跳水跌停。与之对应的，是新入围药企股价的大面积飘红：华海药业当日涨2.98%，广生堂上涨7.51%，乐普医疗股价上涨5.93%。
对企业业绩的判断，市场向来最为敏锐，虽然药品价格屡创新低，但中标企业仍有利可图。
这也与事实相符。一方面，虽然利润空间有变，但企业拥有远大于带量采购试点前的销售量，利润总额依然不小。另一方面，仿制药降价的大势已定，未来扩大品种也势在必行，抢占市场、打出品牌，是这次药企行动决策的主要动力。
“我们保留了合理的利润空间。”齐鲁制药集团副总裁鲍海忠对第一财经表示，仅从价格来看，尽管利润空间下降，但提高了使用人群数量和市场占有率，可以把利润的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他认为，国内医药市场与国际相比，营销费用较高，回归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是大势所趋，降价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一举拿下7个药品的华海药业，在入围之后立即发布了公告称，其拟中标的 7 个产品2018 年度国内销售收入合计超7.1亿元，约占公司2018年度销售收入合计的14.1%。
带量采购政策，很大意义上是为了砍去企业冗长的销售渠道、畸高的营销费用，降低虚高的药品价格。
南京应诺医药公司董事长郑维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仿制药降价是必须要做的。中国药品浪费在渠道中的费用要大于药价本身。带量采购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才真开创动了中国仿制药的历史。
低价隐忧
除了破除虚高的药品价格，在行业整合和洗牌的大背景下，“4+7”试点对行业的影响或许更加深远。
我国医药企业具有小散乱的特点，产品同质化严重。比如生产阿司匹林的厂家就有665家，生产青霉素的厂家也有290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药品生产企业有5065家，生产批号更达18万个之多。
在此背景下，中国医药行业改革在2016年启动。当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整治药品流通领域违法经营行为的公告》等。
一系列政策，都在深刻影响着医药行业，药品生产企业的数量也在减少。《2018年度药品监管统计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全国共有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4441家。
“行业整顿是中央的决策，不过带量采购如何进一步促进这个整合，目前还看不透。”一位医药企业的负责人表示，理论上中标的企业会扩能，但两年后又将重新招标，如果其他企业报价更低，那么在本轮入围的企业就会出局。这就意味着会出现反反复复入围扩能、出局停产的现象。
他举例称，上次入围的正大天晴，刚刚扩能后又出局，这个药品很可能停产，这对企业的伤害极大。
此外，25个药品价格已经见底，但在这25个药品之外呢？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也曾今年8月的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2015年以来，70%的常用药价格降低或持平，抗癌药等高价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到18%。约30%常用药价格有所上涨，个别品种涨幅较大。
对于涨价原因，陈金甫描述为：一是市场调节的机制还不充分。涨价药品多数具有市场容量小、竞争不充分的特点，往往临床必需，缺少替代，容易出现“以缺逼涨”的态势。二是上游原料药垄断涨价。一些药品或者是原料药生产环节高度集中，原料药分销的渠道容易被控制，通过垄断控销来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三是有客观的成本因素。如人工成本投入增加、产品质量水平提高、环保投入增加，也产生了合理成本的增支，对于历史价格低的药品影响较大。
“每个企业都不是只有一个品种，参与低价竞争的产品先占领市场，扩大自己的品牌知名度，而其他产品价格上浮也就成为了必然，东墙除草西墙长。”一位业内专家表示。
根据“4+7”试点下的低价规则，企业需要拥有更具优势的原料价格、强悍的仿制药研发能力以及强大的原料制剂产能，只有这样的药企才能把成本做到最低。但我国仿制药企的技术和规模都相对薄弱。“企业为了发展，其他药品涨价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会存在。”上述专家表示。
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重点在于尽可能多地纳入带量采购的药品品种。事实上，这一行动也将被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