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二叔家的晚饭是黄焖乌鸡火锅、糯米蒸肉、萝卜炖猪蹄，旁边还摆了一些洗好的白菜苔、菠菜、芫荽。蔬菜是下午才从菜地采回，新鲜嫩绿。
我饮了小杯金樱子酒，脸上发热发烫。桌上筛酒的壶我在二十年前就见过，当时是一把瓷光明亮的酒壶。那时每到过年，这堂屋里两张八仙桌上坐满了人，二叔的岳父总是笑吟吟地为客人把盏，老爷子六十多岁，能陪客人划拳，一阵“三桃园啊——四季财啊 ——五魁首啊—— 六六顺啊—— 七巧妹啊—— 八马双飞—— 酒倒满啊”的吆喝下来，能喝个半斤八两。
如今还是那把酒壶，二十多年过去，许是不常擦拭，已失了光鲜，壶盖缺了一角。把盏的人已是二叔。桌子也换成了圆桌。来的客人是二婶的妹夫和外甥，以及我和宇凡。
饭后，我站在堂屋门口用牙签掀弄嵌进牙缝的鸡肉，看着对门那新修的水泥村路，在满是泥土的地方，见到水泥地面会有一种亲切感，这种感觉就如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怀念乡土。
这条村路是在二十年前挖通的。“挖通”的意思，是靠人用锄头、土箕挖出来的。挖通后，有近十年没有通车。后来十几年能通车，能在这条路上驾驶的人，技术一定不错，或许要靠一点“二愣子”劲。而眼前这段水泥路其实并没有延伸多远，只是从路的终点修到前不远的地方。也许是因要过年的缘故没有继续修筑，而更多的消息说还在筹备资金。
我对宇凡说，到新路上走走吧。小伙子欣然前往。小伙子青春年少，外形俊美；而我步入中年，形态臃肿。不认识我们的人不会想到我是他的兄长，他是我的堂弟。我带着他走我童年走过的路，我心沧桑，他心新奇。我的童年与故乡这些山、这些路分不开，而他的童年在沅洲城，那里有他熟悉的街道、建筑、和人。
蹚过了一段泥泞路，才走到水泥路上。路上铺了不少稻草，但比起泥路来，它显得那样整洁而明亮。我问宇凡要不要来一支？他又欣然回应。我带着一盒雪茄。回乡的时候到超市买东西，经过烟柜，不知怎么就看到了那雪茄。我买了三盒，两盒送给了宇凡的父亲，而我自己揣了一盒在身上。
其实我已经很久不抽烟，成为坚定的反抽烟人士。突然叼上一根雪茄，是个说不清楚的事，为什么我一回到故乡，总是想抽烟呢？宇凡用火机为我点上雪茄，然后他自己也点上了。见他轻吸了一口，不是很老道。我问他这雪茄的味道怎么样？他说，挺爽的。其实我真不知道，抽烟爽在何处，或许这是我抽了不少烟却没有真正抽过烟的缘故。
前边有个男孩在新修的水泥路上骑新自行车，他的姐姐在后面追，“哐铛”一声，摔在地上。我忙过去问，没绊伤吧？“绊”是家乡的方言，我极力想让他们一下就听懂我的语言。小男孩没见过我，有些害怕与我对话，轻声回了句“冇有”，然后爬起来又骑上车。我在背后突然又冒出一句：“你是谁的儿子啊？”他回答我了，但是我没听清楚。他说出父亲的名字，也许我会认识，但是我记忆里很多故乡的人的名字都已忘记，或许我根本不认识。向前走，转个弯，又见那骑车的孩子不骑车了，而与几个伙伴在新修的路上打羽毛球。夜幕已经开始降临，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乐趣，他们兴致勃勃，高声笑语，是大年初三桥淌这个山寨里唯一不羁的欢快和生机。
我和宇凡往前走着，在城市和小镇，见到的都是房子和人，而在这乡村见到的都是山和树木，那些房子散落和簇拥在山脚或山腰，窗里折射出一些暗淡的灯光，有些则房门紧闭，春联无新。我们嘴里吐出的烟散漫在乡村的空气里，被清冷的空气溶解稀释。其实雪茄的味道就如我二十多年前，在这乡村里闻到的旱烟味一样，浓烈辛辣。
一直走，尽管夜幕已经完全降临，我们俩还一直沿着新修的路没有停下脚步。宇凡对地形地貌几乎不熟悉，而我在懂事后有五六年的时间熟悉了那些院落和那些山，那些道路。
当走到坳口时，苗田突然出现在眼前，苗田其实是一个生产队，但我在《居镇十年》里称它为村。苗田背靠的山像一头卧兽，背脊上有两棵古树还在。二十多年前是三棵，曾经有众多喜鹊在古树上筑巢。那时的苗田即使不通电，灶堂里的火、家家户户点燃的枞膏，以及夜行路人手里的杉木皮火把的亮光，也能将这个小山寨照得熙熙攘攘。可现在的苗田，老院子的房屋已拆得七零八乱，有人家有灯火，有人家沉寂如夜。寨子里没有喧哗，没有狗吠。没有电视节目的声音，也没有人喝酒划拳的热闹。大年初三，这个乡村太寂静了。
一位妇人站在堂屋门前像似给远方的亲人打电话，见我们走近，她捏着电话回屋去了。
路的尽头是一个晒谷场，七八十年代的有些个夜晚，在那晒谷场上放映过很多部电影，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少林寺》、《大刀王五》。每当放电影，荧幕前坐满了男女老少，人群里吵吵嚷嚷，电影放映员不得不将音量调到最高，有抽旱烟的汉子，浓烈而辛辣的烟味弥散在乡村热闹的夜晚。
晒谷坪上已长草，我和宇凡只好回走。那家屋前，那位妇人又回到屋外与远方通话，这段通话真够长，话端的那一头该是怎样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