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义路毛泽东旧居旧影。
伟人毛泽东的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历经多次转折。据毛泽东回忆，1920年夏天，他在上海转变为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生转变的原因”。期间，他就居住在现在静安区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
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
朴素民居远大志向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作为“湖南驱张运动请愿团”成员，从北京来到上海。这是他第三次来到上海，他很快就在哈同花园附近，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租到了房子，并住了两个多月。
这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子，坐南朝北沿街。楼下是会客室兼饭厅，只有一套桌凳和一个老式煤炉；楼上前间是正房，内有两张单人木板床，毛泽东就住在这里，同住的还有张文亮、李思安等湖南学生。毛泽东的床铺横放在落地长窗下，床头有一张方形茶几，上面堆放着各种书刊，一张再普通不过的桌子，摆着粗瓷茶壶、茶杯和笔砚等文具用品。屋外小阳台上的一个藤睡椅，是毛泽东经常坐在上面看书的地方。
毛泽东时年27岁，风华正茂，怀揣改造中国的远大志向，在政治活动中很是活跃。他一方面继续为“驱张运动”做宣传，发起成立“湖南改造促会”，积极探讨湖南自治问题；另一方面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一起，进行改造旧制度、组织新生活的探索。
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工读互助”生活
“工读互助团”是“五四”时期由无政府主义者推动的社会运动，出现于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地，旨在建立一个消除私有财产共同生活的组织。在民厚南里29号，毛泽东与彭璜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尝试一种“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新组织新生活”，以寻找“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的途径。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
在“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靠在洗衣店给人家洗衣服谋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洗衣服不苦，只是因为接送要搭电车，洗衣服所得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毛泽东的生活依旧是清贫的，他和同伴们每人每月的零用钱只有3元，常吃蚕豆煮米饭和青菜豆腐汤填饱肚子。
相比“半工”来说，“半读”则更为有声有色。毛泽东邀请十多位来沪青年，成立了“自修学社”。他们阅读各种进步书籍，了解各种学术思想，寻求救国真理，并学习英语，为出国作好准备。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北京的黎锦熙老师，信中谈及南下见闻和热烈追求革命真理的精神，他准备浏览在沪“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种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
1920年7月，因军阀张敬尧倒台，湖南革命出现新局面，毛泽东、彭璜从上海返回长沙，“工读生活”也随之终止。
多次拜访陈独秀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毛泽东和陈独秀相交于1917年，毛泽东把自己撰写的《体育之研究》投向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这篇文章得到后者的赞赏并全文发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当时的陈独秀是毛泽东心中的楷模。
1920年在上海，毛泽东多次拜访了陈独秀。这是两人的第三次接触。陈独秀正在同共产国际代表酝酿建党问题。他在与毛泽东的会面中，讨论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并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炽热情怀感染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的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也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读了三本对他思想影响特别大的书，即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正如毛泽东自述所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地也在实践上——我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以后，便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据后人查考，这三本书的前两本是由陈独秀组织翻译出版的，后两本属于《新青年》丛书。它们建立起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毛泽东这年与陈独秀的会见谈话想必也很有关系。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东方网合作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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