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铲地、割地、滤粪……看着容易，但是这里边的眼睛、步法、手感、劲头儿等都得掌握好才行。
至于扶犁、点种、赶车以及编筐窝篓等就更不用说了。就连垛墙、挖沟这样的粗活儿也不是说拿起就能干的。
队里的场院很平，割完的豆子铺在场院里。
中间站个老把，右手举着短杆鞭子，左手攥着一根绳子，绳子另一头是一匹马，马的身后拖着一个石头磙子。
老把甩一鞭子，就见那匹马在铺开的豆秸上拖着石磙转圈跑。
石磙过处，豆荚开裂，豆子脱落，边上的人用木叉及时翻动。
哦，这就是打场。
农民真聪明，怎么想出来的？
不过我很同情那匹马，它前面没有终点，也没有远方，它不知道跑到啥时是个头儿。
它不如磨道里也转圈的小毛驴，别看小毛驴眼睛被蒙住，可是在黑暗中会有梦想的。
我觉得我比它俩还是要强一些。
因为阳光灿烂，有马的跑动和人的吆喝，还有时不时的一声鞭响，场院里显得温馨欢腾。
然而打高粱和打豆子是冰火两重天。打高粱是夜战。
我是被调回大队以后第一次参加夜战。
掐完的高粱穗子早被拉回场院里码成了垛。
晚饭过后去队里，我和张辽宁、鲁秀英分在一个班。
天黑得不行，照明所用是一只25度白炽灯泡，在脱粒机喷吐出的灰尘和粉尘的裹罩里，灯泡的那点光亮被欺侮得令人同情。
我比灯泡还惨，粉尘和土，还有柴油机的黑烟能直接喷到我身上，不敢睁眼。
每一捆高粱穗都有二三十斤，我们要用钢叉把每一捆都挑起来送到脱粒机里。
每挑一捆，肚子都要腆起来借一下劲。柴油机和脱粒机那歇斯底里的轰吼和高粱穗子被折断的“噼啪”声就在耳边。
机器的飞转，不允许我的动作停顿，尽管天气森凉，不一会儿便通身是汗，头上淌出的汗水则变成了泥浆。
我和张辽宁还算可以，除了口罩还有风帽，就是那种连头带脖子、肩膀都能遮住的帽子，是城里扛麻袋的力工常备的。
社员则披个麻袋，或用布、围巾把脖子和脸围起来。
干这个活儿一小时一换班。
我们被换下来就到队部休息。
进队部就赶紧摘下已经变黑的口罩，大口换气。灯光下，我们互相打量，只见眉毛上，睫毛上全是灰土，鼻孔周围是黑的，吐的痰也是黑的，看到别人就知道自己啥样了；再摘下被汗浸湿的风帽使劲抖落，然后在门框上猛烈抽打。
鲁秀英进来了，她是青年点绝对的美女，一双大眼睛秒杀一切。她个头高挑，寡言少语，任何情况下都那么优雅娴静。
此时，她戴的雪白的口罩中间也是一大块黑。
她摘下口罩，只见娥眉微蹙，漆眼略垂，香汗沁涌，唇角一痕无奈。虽是一道美景，亦被夜色吞噬。
当看到我和张辽宁的样子时，她一扫脸上的幽怨，忍不住“噗呲”一声笑了出来，我俩也笑了起来。
一会儿工夫，头上的汗没有了，可身上的汗已经变冷，拔得全身冰凉。这时才知道，屋里外头都挺“要命”。
十多年前我和张辽宁喝酒，我提起了当年夜战打场的事，他一听，立刻放下筷子，脸上的肌肉也扭曲了，和我说：“我草，老马，那时候是咋干的呀！”
要命的事没有，危险的事有。
打完场后，一天晚上队长派我跟车去满都户粮库送公粮。姜家离满都户25里地，我想这是俏活儿啊，在道上时间多嘛！“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嘛！
走的时候天还大亮，到了满都户天就完全黑了。
现场和打高粱现场差不多，黑咕隆咚，冒烟咕咚，检斤验质处有个灯泡。
我以为把高粱卸下车就没事了，哪知，那一车的高粱得由我们一袋一袋扛着上去倒进仓里。
仓子很高，跳板斜搭上去，中间拐了个硬弯，最上头才有个灯泡。
我第一次扛袋子上跳（板），心里未免紧张。
扛起160斤的袋子，走在隐约可见的跳板上，一步一颤，生怕摔倒。
就在拐弯处，我的右脚一下踩在前后两块跳板的夹缝里，肩上的口袋顺势一沉，差点把我压趴下。
当时也是一股激劲，也是跳板下面垫了什么，这才没有趴下。
否则，不是受伤就是从跳板上掉下去。
一年过去了，大雪又纷纷扬扬地洒下来。
此刻，被庄稼人闹腾够了的大地又恢复了它的寂静。
农民最是辛苦，最是高尚，然终究是位卑名贱，实在令人扼叹。
（未完待续）
今天，“下乡、插队”已经永久地成为了历史，而对于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那段难忘的下乡之旅，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我们一生都无法忘却的记忆。
《知青的乡野人生》均是由我的亲身经历所编，希望各位看客能耐心看完，让我带你们回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共和国，从中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故事很长我慢慢讲给你听……
文字编辑：老马
后期整理：单刀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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